秦末农民战争又称秦末农民起义，是中国大陆对秦朝末年群雄并起的称谓，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
秦始皇统治时期，大规模地兴建宫殿和陵墓，以及筑长城、修驰道，对匈奴和南越的用兵，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徭役和赋税负担。同时，还制订严刑酷法，使人民动辄触犯刑律。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等900余人被征发去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戍边，途中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州东南）遇大雨误期，根据秦朝法律，戍卒误期到达目的地的一律处死。情急之下，陈胜、吴广领导戍卒发动反秦起义，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史称“大泽乡起义”。
起义军推举陈胜为王，并在陈县（今河南淮阳）建立张楚政权，以吴广为都尉，用已被赐死的秦始皇长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的名义号召群众反秦。各地纷纷响应，其中属项羽和刘邦领导的两支军力最强。
起义军迅速攻下蕲县（今安徽宿州南）。当义军进据陈县（今河南淮阳）时，已拥有步兵数万。陈胜自立为王，国号张楚，任命吴广为假王，率军西击荥阳，命武臣、张耳、陈馀北攻赵地，邓宗南征九江，周市夺取魏地。
因为陈胜得势后骄傲，加上秦将章邯率秦军镇压而失利。最终在刘邦、项羽领导下推翻了秦朝，打击了地主阶级。
秦朝田租、口赋、徭役和兵役阿房宫、骊山陵、动用刑徒及奴隶70万人，防备匈奴30万，戌守五岭50万，加上修驰道、搞运输，全国服役者达200万。全国人口约2000万，即1/10人口脱离生产。“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3]严酷的刑律“赭衣塞路，囹圄成市”。人民群众愤怒反抗。
嬴政巡游沙丘，死前赐玺书给正在上郡（延安）监军的长子扶苏，令其回咸阳主持葬礼。但玺书被玩弄阴谋的中车府令赵高扣压。赵控制始皇幼子胡亥，威胁利诱丞相李斯，伪造遗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又矫诏捏造罪名赐死扶苏。胡亥生性残暴昏庸，强令许多宫人殉死，又把许多工匠闭死于墓道之中。
胡亥即位，任用赵高为郎中令，诛杀蒙毅等大臣及秦宗室公子公主。赋敛益重，戍徭无已，用法也更为苛深，致使天下困疲不堪，人民陷于深重的苦难之中。他恐自已为天下所轻，也东出巡游，立碑刻石。
为增强都城军备，征材士（强弩射手）5万人屯咸阳，又加供他游猎用的狗马禽兽，咸阳因而粮草不足，下令调各地粮食刍藁，转输服役者自带干粮，咸阳周围300里以内田地所产粮谷不得擅自食用。以至“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赋税增加到超过农民收入的三分之二。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一队被征发到渔阳（今北京密云）戍守的贫苦农民，行进到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遇到连日大雨，道路不通，无法按期到达目的地。按照秦法规定，误期当斩。
在这种情况下，戍卒中的两个屯长陈胜和吴广密议，既然不管是逃亡还是起来造反都是死路一条，那么何不拼死干出一番事业来呢？于是，他们利用“鱼腹丹书”、“篝火狐鸣”等计策发动戍卒起义，杀死监押的军官，提出“大楚兴，陈胜王”的口号。陈胜自立为将军，以吴广为都尉，用秦始皇长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的名义号召群众起义。
秦暴政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秦王朝的统治者是战国时期的军功地主，他们通过顺利夺权，建立了政权，因此形成了骄傲的心理特征。反映在国家制度、意识形态上，就是以法家思想治国，唯我独尊，崇尚暴力，藐视一切；反映在统治者心理上，就是好大喜功，急于求成。
陈胜吴广这些无名小卒之所以敢于造反，这与社会下层心理，特别是当时流行的“王侯将相无种”的思想有很大关系。因此，秦始皇虽然能定一尊，强制统一，但却不能抹去人们思想中的深层次观念。
由于秦的暴政，人们不能照常生活下去，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迅速激化。另外，秦二世阴谋夺帝位，使得统治阶级内部出现深刻危机，矛盾尖锐。加之当时六国贵族国破家亡，对秦朝统治也不满，企图伺机推翻秦王朝。统治阶级也不能照常统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