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雍熙三年（986年）七月，陈家谷口（今山西宁武北）的战场上，一位身披数十处创伤的老将，在绝食三日后溘然长逝。这位被后世尊为“杨令公”的传奇人物，其真实死因远比民间戏曲中的“李陵碑撞死”更悲壮，也远比小说演义中的“潘仁美陷害”更复杂。透过《宋史》《辽史》等正史记载与战场细节的交叉印证，我们得以还原这场改变宋辽军事格局的悲剧真相。
一、战略误判：北伐困局中的致命抉择
雍熙北伐是宋太宗赵光义为收复幽云十六州发动的战略进攻，分东、中、西三路大军。杨业作为西路军副帅，随主将潘美（后被演义为“潘仁美”）攻克云、应、寰、朔四州。然而，东路军曹彬在岐沟关惨败后，宋太宗紧急下令全线撤退，并要求西路军掩护四州百姓南迁。这一决策将杨业推向了生死边缘。
面对辽军耶律斜轸部十万铁骑的围堵，杨业提出“声东击西”之计：由宋军主力佯攻应州诱敌，自己率部护送百姓从石碣谷（今山西朔州南）撤退，并预设三千强弩手于谷口接应。这一战术既可避开辽军锋芒，又能确保百姓安全。但监军王侁（后被演义为陷害杨业的主谋）却讥讽道：“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马邑。”（《宋史·杨业传》）在“避战即畏死”的道德绑架下，杨业被迫放弃稳妥方案，选择正面迎敌。
二、陈家谷之殇：监军失职与主将怯战
七月十二日，杨业率部自石峡路直趋朔州，行前与潘美约定：在陈家谷口设伏接应。然而，当杨业与辽军激战于狼牙村（今山西朔州南）时，王侁因久等无果，竟擅自率部撤离。潘美作为主将，非但未制止这一违令行为，反而以“不能制止王侁”为由，率余部向西南退却二十里。
从日中战至日暮，杨业部下“士卒殆尽”，其子杨延玉、岳州刺史王贵等将领全部战死。当杨业率残部退至陈家谷口时，发现谷中空无一人。据《辽史·耶律斜轸传》记载，此时杨业“拊膺大恸”，仍率仅存的百余名士卒力战，前后斩杀辽军数百人，直至“马重伤不能进”，被辽将耶律奚底射中落马，终因“疮发不食”绝食三日而死。
三、死因争议：绝食殉国与箭伤致死
关于杨业之死的具体方式，宋辽史书存在细微差异。《宋史》明确记载其“不食三日而死”，强调其宁死不屈的气节；《辽史》则称其“疮发不食，三日死”，暗示箭伤是直接死因。但两者均承认杨业被俘后拒绝劝降的核心事实。
从战场细节看，杨业身中数十创，马匹重伤无法行动，被俘时已处于濒死状态。辽将耶律奚底因射伤杨业被剥夺战功，侧面印证了箭伤的致命性。然而，杨业在俘虏期间仍保持绝食行为，直至三日后身亡，这种“以死明志”的抉择，使其死因兼具战场创伤与主动殉国的双重属性。
四、历史追责：潘美、王侁与体制之弊
杨业之死，监军王侁负有直接责任。他因贪功冒进擅自撤军，导致伏击计划破产。潘美作为主将，虽未主动陷害杨业，但未能履行指挥职责，听任王侁违令行事，事后更未组织救援，亦难辞其咎。宋太宗事后将潘美降职三级，王侁、刘文裕（另一监军）被流放充军，正是对这一责任划分的官方认定。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北宋的军事体制。监军制度本为制约武将权力，但在实战中却常导致“将不专兵、权责分离”的弊端。杨业作为降将，在北宋文官集团中本就缺乏政治根基，其“避战保民”的战术思想更与宋太宗“速战速决”的战略目标冲突。陈家谷之败，实为北宋军事体制矛盾的集中爆发。
五、精神遗产：超越胜负的忠烈典范
杨业之死，在宋辽两国均引发强烈反响。宋廷追赠其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辽人则在古北口（今北京密云）修建杨令公祠，成为民族气节跨越敌我的历史见证。其“忠烈武勇，有智谋，练习攻战，与士卒同甘苦”（《宋史》评）的品格，使其成为后世忠臣义士的精神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