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其皇宫的选址与布局不仅是政治权力的象征，更折射出蒙古族从草原文明向中原农耕文明转型的深刻轨迹。通过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的交叉印证，元朝皇宫的地理坐标逐渐清晰：它既包含位于蒙古高原的“上都”，也涵盖扎根华北平原的“大都”，而这两座都城的宫殿建筑群，共同构成了元朝“两都巡幸制”的核心载体。
一、上都：草原帝国的精神原乡
元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是元朝的夏都，其宫城位于皇城正中偏北，平面呈长方形，城墙以砖包镶，设有东华、西华、御天三门。其中，南门御天门与皇城明德门构成中轴线，是皇帝登基、临朝、接见使者的主通道。宫城内的大安阁堪称元朝的政治心脏——忽必烈在此接见马可·波罗，元文宗在此举办“奎章阁学士院”编纂《经世大典》，元顺帝在此目睹农民军逼近大都的战报。这座由辽金旧城改造的宫殿，既保留了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实用主义，又融入了中原王朝“前朝后寝”的礼制规范。
考古发掘显示，上都宫城遗址出土的琉璃构件、龙纹瓦当与中原风格一致，而城内发现的斡耳朵（蒙古包式宫殿）基址则印证了《马可·波罗游记》中“金色帐篷宫殿”的记载。这种“汉式宫城+草原斡耳朵”的混合布局，正是元朝“蒙汉二元”统治策略的物质体现。
二、大都：中原王朝的正统宣言
元大都（今北京）的皇宫建设始于1267年，其规划严格遵循《周礼·考工记》的“匠人营国”理念：中心之阁定位全城几何中心，太液池（今北海、中海）为核心布局三组宫殿——大内（皇帝正宫）、隆福宫（太子居所）、兴圣宫（皇太后居所）。这种“一池三山”的格局，既延续了汉唐以来皇家园林的仙境想象，又通过太液池的天然屏障实现了功能分区。
考古实证：
紫禁城下的元代地层：故宫博物院在隆宗门西发现的元代建筑基址，其夯土层、砖砌磉墩与《元故宫遗录》记载的“素土夯筑”工艺完全吻合。
断虹桥之谜：武英殿前的单拱石桥，其元代风格的狮子雕刻与“八字形”桥头设计，与文献中“崇天门前周桥三虹”的记载高度契合。
浴德堂的伊斯兰印记：武英殿后院的穹顶浴室，其素白琉璃砖、铁制壁炉与北京天庆寺元代浴室如出一辙，印证了元朝“多元文化共生”的宫廷生活。
空间重构：
元大都皇宫的中轴线与明清紫禁城完全重合，但范围更广：
景山：元代称“青山”，为延春阁（皇后寝宫）所在地，明初挖湖堆山形成今日格局。
金水河：文华殿、武英殿下的元代河道，至今仍是紫禁城排水系统的核心。
中轴线偏移：元大都中轴线较明清偏西140米，断虹桥恰位于其与金水河交叉点，暗示此处曾是元宫城的核心区域。
三、两都巡幸：移动的权力中心
元朝实行“两都巡幸制”，皇帝每年三月从大都北上上都，九月再返回大都。这种制度既是为了避暑，更是为了巩固对草原与中原的双重统治：
上都：通过那达慕大会、忽里勒台议事会等草原传统，维系蒙古贵族的忠诚。
大都：借助科举、太庙祭祀等中原礼制，塑造“天朝上国”的正统形象。
忽必烈曾言：“上都者，朕创立此城建阿敕岭之上，以为营建都之所，使万世之都焉。”而大都的建造者刘秉忠则在《平沙落雁》中吟咏：“大都月色三千丈，不及草原万里霜。”两座都城的互补，正是元朝“二元帝国”的生动写照。
四、历史回响：消失与重生的宫殿
1368年，明将徐达攻陷大都，元朝皇宫遭遇灭顶之灾：
大内建筑：大明殿、延春阁等主体建筑被彻底拆除，其木料用于修建燕王府（今北海公园一带）。
文化抹除：朱元璋下令“毁元宫室，夷其城垣”，试图消除蒙古统治的记忆。
地下沉睡：幸存的元代地基被明清两代建筑覆盖，直至2016年故宫考古发现才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