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长安三万里》的光影交错中，高适被塑造成了一位孤独的苦行僧，仿佛终其一生都在单身苦修与沙场征战中度过。然而，当我们拂去银幕的艺术虚构，翻开泛黄的史册与高适的诗集，会发现这位“盛唐达者”不仅有烟火气十足的婚姻，甚至还有过为了生计而乞讨的窘迫家庭生活。历史的真相是：高适不仅有妻子，而且这段婚姻伴随了他大半生的起落沉浮。
一、 诗歌为证：不仅有妻，还曾“举家尽笑”
高适是否有家室？答案就藏在他自己的笔下。
天宝年间，高适任封丘县尉，这是一个他不仅不喜欢甚至感到屈辱的职位（需要迎接长官、催征赋税）。在著名的《封丘作》中，他写道：“归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这句诗如同一部高清纪录片：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向妻子倾诉官场的郁闷与不得志，结果换来的却是全家人的不解与嘲笑——在家人看来，有个一官半职、能吃饱穿暖就不错了，何必自寻烦恼？
这一幕极具生活气息：如果高适是单身，诗中绝不会凭空出现“妻子”与“举家”的字样。这不仅证明了他有妻子，还暗示了他们可能育有子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家庭结构。正是这种家人的不理解，加深了高适内心的孤独与忧愤，也成为他后来辞去县尉、投奔哥舒翰幕府的重要心理推手。
二、 身份之谜：是“李氏”还是“令狐兰”？
既然确有妻子，那么她究竟是谁？史书对此着墨极少，甚至有些矛盾，这也成为了高适生平的一大疑点。
主流史料的“失语”： 《旧唐书》和《新唐书》的《高适传》中，详细记载了他的祖父高偘、父亲高崇文，甚至连他的儿子高郢都有提及，却唯独对他的妻子只字未提。这种“有子无妻”的现象，在古代修史中并不罕见，往往是因为女性地位较低或家族后世修谱时的遗漏。
“李氏”之说： 部分野史与地方史料推测，高适的妻子可能出身名门“李氏”。在高适潦倒时，这位李氏始终陪伴左右，甚至在他“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给”（靠乞讨为生）的最艰难时刻，也不离不弃。高适那句“妻子欢同五株柳、云山老对一床书”，描绘的或许就是这位李氏与他在困境中相濡以沫的温情。
“令狐兰”的虚构： 在一些历史小说（如《李白》）中，高适的妻子被命名为“令狐兰”，并被描述为在安史之乱中去世，甚至与李白的妻子宗氏有交集。但考诸正史，并无“令狐兰”此人的记载，这极有可能是文学家为了增加戏剧性而进行的艺术加工。
综合来看，高适的妻子极有可能是一位出身普通但坚韧的女性（可能姓李），她没有显赫的家世，无法像李白的妻子宗氏那样动用家族关系救夫于水火，但她用最朴素的陪伴，支撑高适走过了五十年的寒窗与坎坷。
三、 庶出与落魄：贵族后裔的“寒门”婚姻
高适的婚姻状况与其家世的衰落密不可分。虽然他的祖父高偘是陪葬乾陵的开国功臣，但到了高适父亲一代，家族已彻底没落。高适本人甚至可能是“庶出”（非嫡子），在家族中没有继承权，导致他早年不仅没有荫庇，反而落魄到需要亲自耕钓、甚至乞讨的地步。
在这种背景下，高适的婚姻不可能是政治联姻，只能是“寒门对寒门”的结合。他的妻子不仅要操持家务，还要忍受丈夫长期的失意与贫穷。高适在诗中多次自嘲“今日相逢无酒钱”、“归家有惭色”，这种对妻子的愧疚感，贯穿了他前半生的创作。直到五十岁之后，高适得到哥舒翰的赏识，才真正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让妻子过上了几天安稳日子。
四、 晚年的遗憾：聚少离多与生死相隔
安史之乱爆发后，高适的仕途迎来了爆发期，但他的家庭生活却并未因此圆满。他先后任彭州刺史、成都尹等职，常年在外戍守边疆、治理地方。
据史料推测，高适的妻子可能在他仕途的上升期或巅峰期病逝。特别是乾元二年（759年）左右，高适遭遇贬谪前后，有关于“娘子撒手人间”的记载（虽出自小说语境，但符合逻辑）。对于晚年的高适而言，他实现了“封侯”的理想，却失去了那个曾在封丘县尉的寒夜里听他发牢骚的糟糠之妻。这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或许也是他晚年诗歌中忧患意识加重的情感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