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俗话说得好：每一个被后世唾骂的奸臣，都是当时皇帝眼里的忠臣。比如李隆基与李林甫。开元盛世，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位一体的全方位强盛，因此被视为中国古代当之无愧的治世典范。但对于李隆基个人层面来说，为了达成这种辉煌成就，他付出了不少“代价”。
当初李隆基当上皇帝后，面临的是一个危机重重的烂摊子，史称“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租调既减，国用不足”，即缺人又缺钱。此外，“斜封官”泛滥、政治腐败，外敌虎视眈眈，曾经的贞观气象不复存在。为了应对这一困局，李隆基励精图治、重拾贞观遗风，首当其冲的一点就是打造高效的中央执政班子，为此他坚持“任人唯贤”，先后任命姚崇、宋璟、张嘉贞、张九龄、韩休等人为宰相。依靠这些顶级政治家的辅佐，大唐一步步走出危机，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
但无论在任何时代，解决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资源的重新分配，所以一定会“几家欢乐几家愁”。所以，任何成绩的取得，都会带来这样的“副作用”：那些实干家，很容易“得罪”别人。
在封建时代，首先被得罪的就是皇帝本人。帝王并不是全才，总有认知误区;而且他的个人诉求也不可能随时与帝国整体利益一致。说得逼格高点：皇权、公权并不是完全处在一个轨道上，它们经常会发生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励精图治的帝王，为了崇高的理想与目标，会选择对“公权”妥协。就像当初李世民屡屡被魏征气得吹胡子瞪眼一样，李隆基也免不了被那些普遍“直言谏诤”的宰相们怼得毫无脾气。
比如宋璟。这位老兄是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的三朝老臣，但却三次得罪权贵：武后时期，举报张易之、张昌宗两兄弟违反规定;即使武则天当和事佬，他也坚决不改变意见，因此屡被中伤;唐中宗时，得罪了当权的武三思，因此被外调为贝州刺史;
唐睿宗时，首度为相，因推崇用人唯贤的政策，主张“虽资高考深，非才者不取”，得罪了结党营私、安插亲信的太平公主，被罢相、贬为楚州刺史。这种铁骨铮铮的“魏征”式官员，缺的是一个新的“李世民”，恰巧当时的李隆基就是。为了扭转混乱政治、复振贞观之风，李隆基刻意起用三朝硬骨头为相。
多年的磨砺并没有磨平宋璟的棱角，他风采不改当年，屡屡坚守原则、直言极谏、忤旨犯上。但李隆基比他的祖、父辈们大度多了：有时即使面子上挂不住，但最终也会勉强接受。
另一位典型就是韩休。这位老哥在直性子方面简直是宋璟的威力加强版。自从他担任宰相，李隆基“小有过差”，就会迎来一阵狂风暴雨。有一次，李隆基照着镜子、闷闷不乐，身边宦官善解人意：“自从韩休为相，陛下越来越瘦，干脆把他免了吧。”李隆基说了一句话：“吾貌虽瘦，天下必肥......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在我看来，这几个字足以百世流芳，值得每个帝王、领导者学习。
在开元25年(公元737年)以前，李隆基大致保持着这种雍容大度、格局高远的帝王风范;他坚持“官不滥升，才不虚受，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左贤右戚，岂资于谬赏”，为了政权的兴盛，很好地抑制了私欲的膨胀、皇权的滥用。但极少有人能够从一而终地保持自律，更别说高高在上、手掌生杀予夺大权的帝王。随着唐王朝的事业走向全面兴盛，李隆基逐渐出现了志得意满、思想懈怠、安于现状的趋势，具体表现就是贪图享乐、荒于政务，贪恋女色、后宫成群，史书中的措词是“渐肆奢欲，怠于政事”。
这种转变投射在政治层面，就是皇帝的私权逐渐滋长的趋向，对不同意的排斥、对相权的压制。李林甫的上位，正是顺应了李隆基的这一转变。
李林甫，长平肃王李叔良(唐高祖李渊堂弟)曾孙，因此算是皇室族裔。成年后，以“恩荫”的渠道(凭借父辈的官位、家世、影响力等进入官场，当时属于合法流程)入仕;公元726年，在宇文融的引荐下，被授为御史中丞。
宇文融何许人也?由于主张检括逃户、成功增加了朝廷租赋收入;而且为人精明、反应敏捷。这两大优势，让他成了李隆基身前的红人。有这么一位大佬带路，李林甫业务水平精进，职务也水涨船高，历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到了公元734年，被拜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与一代名士张九龄一同担任宰相。
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公元752年为止，李林甫始终居于大唐宰辅之位，不仅打破了以往每位宰相任职大多两三年的惯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巩固权势、形成了以自己为首的权臣体制。他之所以被李隆基如此信任，核心“优势”很简单，“善刺上意”，即善于察言观色、迎合帝王心。
李林甫这种“恩荫”体系的官员，在文学素养、道德品行方面也许比不上科举儒生，但在政治手腕、人情世故等领域却自有一套。担任御史中丞后，他就凭借伶牙俐齿与金元攻势，刻意结交当时在宫中颇有话语权的宦官、嫔妃。通过这些“领导身边人”，他把李隆基的脾性爱好、情绪波动乃至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因此每次汇报工作都能与李隆基的想法高度吻合，由此逐渐获得赏识。
此外，他精准投资，花大力气贴上了宠冠后宫的武惠妃，双方很快达成了政治同盟。正是依靠这种出神入化的“社交能力”，李林甫得以火速位居宰辅之位。随后他更是将这种才能发扬光大。他时常“厚以金帛赂上左右，上举动必知之”，李隆基的所有动向都摸得一清二楚;
他与张九龄等名相反其道而行之。当时的李隆基已经无心政务，张九龄也许是没有察觉这种迹象，或者是已然察觉、因而越发尽职尽责，所以“遇事无细大皆力争”;而李林甫，则秉承“皇帝的想法就是我的主张”的宗旨，极尽迎合顺从之能事。以牛仙客事件为例。公元736年10月，鉴于朔方节度使牛仙客表现优异，李隆基计划提拔其为尚书之职，张九龄认为他“德望不够”，予以劝止;李隆基退而求其次，欲实封爵位，张九龄再次反对。而李林甫则干脆利落表态：“天子用人，何有不可”。
最终，李隆基加封牛仙客陇西县公，实封三百户。皇权的威严，对相权实现了碾压。
与之类似，还有废立太子的博弈。同一年，李隆基欲废太子李瑛、改立寿王李瑁，李林甫身为武惠妃及寿王政治盟友，以“此主上家事，何必问外人”的理由迎合李隆基;而拥护传统宗法制的张九龄则据理力争：“太子国本，长在宫中，受陛下义方，人未见过，陛下奈何以喜怒间忍欲废之?臣不敢奉诏。”最终，张九龄因屡屡忤旨而遭贬谪，太子瑛最终被废;顺应、维护皇权的李林甫却越发“恩宠莫比”。
综上，李隆基执政的前后半期，对皇权的认识持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前期，为了国富民强的理想，他选择了向王朝的利益让步，任人唯贤、压制个人欲望，由此出现了名臣满朝的可喜景象。后期，出于对现状的志得意满，个人欲望战胜了曾经的自律，皇权意志肆意扩张。而善于揣摩人心的李林甫则顺应了这一迹象，他高举维护皇帝个人意志和决定权的大旗，以君主权威作为压制同僚、巩固自我地位的武器。
李隆基、李林甫可谓一对完美搭档，从合作中获得了各自所需。然而，出于私心与政治博弈的需要，俩人推行了由蕃将出任节度使的政策，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唐王朝由此迎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走向覆亡。《新唐书》将李林甫列进《奸臣列传》，可谓实至名归。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继承了其衣钵。安史之乱爆发后，鉴于李隆基对杨国忠一如既往的信任态度，也许他仍旧认为李林甫是自己的“忠臣”。读史明智、鉴往知来。看到这里，咱们也许不难理解，为啥如今一些企业里的庸碌之辈，却总能成为领导的亲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