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1368-1644年）的军事制度以卫所制为核心，这一制度既继承了唐代府兵制“兵农合一”的精髓，又融合了元代世袭武官的特色，最终形成一套独特的兵役体系。然而，明朝的军事制度并非一成不变，卫所制在明代中后期逐渐衰落，募兵制逐渐崛起，共同构成了明朝军事体系的双轨特征。
一、卫所制的创立与架构：朱元璋的“百万雄师不费米”
明太祖朱元璋在统一全国后，采纳刘基建议，于洪武元年（1368年）创立卫所制。其核心设计可概括为：
分级管理：全国设卫（约5600人）、千户所（1120人）、百户所（112人）三级，每卫辖5个千户所，每千户所辖10个百户所，百户所下设总旗（50人）和小旗（10人），形成五级管理体系。
军户世袭：士兵来自世袭军户，父死子继，世代为兵。军户需出一名“正军”赴卫所服役，其余子弟为“余丁”，协助正军生活。军户地位特殊，免除部分差役，但不得脱离军籍。
屯田自给：卫所军士实行“三分守城，七分屯种”（边地）或“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内地），通过屯田解决军粮问题。朱元璋曾宣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
兵帅分离：卫所军由五军都督府管理军籍，兵部负责调遣，战时由皇帝临时任命总兵官统兵，战后兵归卫所、将交兵权，防止将领专权。
卫所制在明初发挥了巨大作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卫所达329个，兵力超过270万，成为明朝统一全国、巩固边疆的基石。
二、卫所制的运行机制：寓兵于农的实践
卫所制的运行依赖两大支柱：
军事职能：卫所军士负责戍守要地、维护治安。例如，辽东都司辖25卫、2州，守卫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九边”防线；沿海卫所则构建了抗倭海防体系。
经济职能：屯田制度不仅解决了军粮问题，还促进了经济恢复。永乐年间，军屯收入与户部税收持平，对战后重建至关重要。此外，卫所还承担漕运、军器生产等职能，如迁都北京后，卫所军士负责运送漕粮，形成“以军法结漕法”的独特模式。
然而，卫所制的刚性设计也埋下隐患。军户世代为兵，不得脱籍，导致社会流动性僵化；军士分散屯戍，远离原籍，水土不服、逃亡现象严重；屯田被军官侵占，军士生活困苦，进一步加剧了卫所制的衰落。
三、卫所制的衰落与募兵制的崛起：从“兵农合一”到“职业军人”
明中叶后，卫所制逐渐崩溃，募兵制成为主流：
衰落原因：
土地兼并：军官侵占屯田，军士破产逃亡。嘉靖年间，全国兵士仅剩97万，不足洪武时期的三分之一。
战斗力下降：卫所军久无战事，训练荒废，难以应对边疆危机。例如，土木堡之变（1449年）中，明军精锐覆灭，暴露了卫所制的致命弱点。
社会地位低落：明初因战事频繁，军人尚受重视；后期太平日久，军人地位下降，沦为“贱籍”。
募兵制的兴起：
应急之策：正统年间（1436-1449年），朝廷开始招募流民、农民补充兵员。嘉靖年间（1522-1566年），为应对倭患，募兵规模扩大，戚继光“戚家军”、俞大猷“俞家军”等职业军队崛起。
制度化转型：募兵制打破世袭传统，士兵以军功晋升，士气高昂。例如，戚家军实行“鸳鸯阵”，配备火器，在抗倭战争中屡建奇功。
财政压力：募兵需国家支付饷银，后期费用激增。万历年间（1573-1620年），辽东军费占全国财政的一半，导致明朝财政崩溃。
四、卫所制与募兵制的并存：明代军事体系的双轨特征
明朝军事制度的核心是卫所制与募兵制的并存：
职能分工：卫所军主守，负责屯田、戍守；募兵主战，承担机动作战任务。例如，九边重镇以卫所军为主，而戚继光在蓟镇训练的“车营”则以募兵为核心。
管理差异：卫所军隶属五军都督府，兵部间接管理；募兵直属兵部，由总兵官统辖，兵权更为集中。
历史影响：卫所制为明朝提供了稳定的兵源和后勤保障，但其衰落也暴露了世袭制度的弊端；募兵制提升了军队战斗力，却加剧了财政危机。最终，明朝在内外交困中灭亡，但卫所制与募兵制的经验为清代绿营制度提供了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