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即元顺帝，元朝第十一位皇帝，大蒙古国第十五位大汗，也是元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他是元明宗孛儿只斤·和世㻋长子，元宁宗孛儿只斤·懿璘质班长兄，生母是迈来迪。接下来历史资料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1340年，妥懽帖睦尔扳倒权臣伯颜而亲政。亲政初期，他勤于政事，任用脱脱等人，颁行法典《至正条格》、颁布举荐守令法，下令举荐逸隐之士。后期他逐渐怠政，沉湎享乐，致使内忧外患，政局不稳。1368年，明军进攻大都，妥懽帖睦尔出逃，元朝的统治结束。1370年，妥懽帖睦尔驾崩，享年51岁，庙号惠宗，蒙古汗号为“乌哈噶图汗”。
轶事典故
宋帝之子
据权衡《庚申外史》记载，宋恭帝赵显降元后受封瀛国公，后又奉忽必烈命令赴吐蕃为僧。当赵显驻锡甘州的一个寺庙时，赵王前来游玩，怜惜赵显年老又孤独，赠了一名回回女子(即迈来迪)，延祐七年(1320年)四月生了一个儿子，正巧当时还是周王的和世㻋途经此地，见寺上有龙纹五彩气，便将该母子收为己有，这就是元顺帝的出身。后来明代的袁彻又记载明成祖朱棣曾览历代皇帝画像，发现元顺帝长得像极像宋朝皇帝，验证了元顺帝是宋帝之子的说法。这一故事在明代广为流传，被认为是宋朝德泽绵延、天道报复元灭宋室，才让宋恭帝生了元朝的亡国之君。出现这种传闻的原因，大概与元文宗曾昭告天下、称妥懽帖睦尔非元明宗之子有关，现代学者多认为这一说法仅系野史记载，荒诞不经。
迷恋密宗
至正中叶以后，顺帝逐渐怠政，并宠信佞臣哈麻。宣政院使哈麻及其妹夫秃鲁帖木儿引进藏传佛教密宗于顺帝，他们推荐了印度和尚及吐蕃喇嘛僧伽璘真等人，又引入了老的沙(顺帝母舅)、八郎(顺帝之弟)等10人，称为“十倚纳”，教顺帝“演揲儿法”。所谓演揲儿即汉语“大喜乐”之意，“大喜乐”又名双修法，即男女双修气功。这些人倚高丽姬妾为耳目，专门刺探贵族家的命妇，或民间良家妇女，带到宫中，供顺帝修炼“大喜乐”时享用。顺帝等人在一间名为“些郎兀该”(汉语“事事无碍”，据记载该“秘密法堂”就建在宣文阁旁)的室内“男女裸居，或君臣共被”，在上都更是建穆清阁，数百间房屋里充斥着女人，都用来修“大喜乐”的。[9]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原本对此深恶痛绝，但在顺帝的影响下也沉湎此道了。史载：“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时任宣政院判官的张昱作诗讥讽道：“似将慧日破愚昏，白日如常下钓轩。男女倾城求受戒，法中秘密不能言”。
顺帝与“十倚纳”在修炼“大喜乐”时，帽带金玉佛，手执数珠，让宫女十六人首垂发数辫，戴象牙冠，身披缨络大红绡金长短裙袄，云裙合袖，天衣绶带鞋袜，唱“金字经”，舞“燕儿舞”，称之为“十六天魔舞”。又有美女百人，亦皆缨络，各执乐器，其中一人执铃奏乐，又宫女十一人练捶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巾窄衫，所奏乐器用龙笛、头管、小管、筝、琵琶、笙、胡琴、响板、拍板，让宦官长安不花作为领班。每遇宫中赞佛，则按舞奏乐。奇皇后曾劝顺帝远离十六天魔，顺帝生气地说：“古今只我一人耶?”竟然两个月不理奇皇后。顺帝所酷爱的十六天魔舞甚至传入宫外，张士诚之弟张士信也是“天魔舞”的爱好者。
鲁班天子
元顺帝在建筑工艺、机械工程等方面是一个天才，建造宫殿时，顺帝自画屋样，又亲自削木构宫，让工匠按他的图纸来搭建。建龙船时，也是亲自出马，绘制其样本，船首尾长一百二十尺，广二十尺，前瓦帘棚、穿廊、两暖阁 ，后吾殿楼子，龙身与殿宇用五彩金妆，前有两爪。上用水手二十四人，身衣紫衫、金荔枝带、四带头巾，于船两旁下各执篙一。龙船建好后，顺帝坐着船自后宫至前宫山下海子内往来游戏，船行驶时，其龙首眼口爪尾皆动。又自制宫漏，高约六七尺，宽大约是其一半，造木为匮，藏在诸壶其中，运水上下。匮上设西方三圣殿，匮腰立玉女捧时刻筹，时间到了以后，就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悬钟，一悬钲，到了夜晚则神人自动按更而击，无分毫差。当钟钲鸣叫时，在侧的狮凤皆翔舞。 匮之西东有日月宫，飞仙六人立宫前，遇子午时，飞仙自能耦进，度仙桥达三圣殿，随后又退立如前，“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鲜有”。顺帝还自制五云车，也是精巧绝伦。因此，大都人都管顺帝叫“鲁班天子”。
明军攻入大都时，曾缴获元顺帝自制的宫漏，作为战利品献给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看了后说：“废万几之务，而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岂至亡灭?”命左右将其捣毁。
好观天象
元顺帝“善观天象”，并笃信“天命”。据说顺帝对脱脱从信任到怀疑的原因是司天监观测到“连夕相星犯帝座”。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红巾军攻破上都，大臣劝顺帝避难，顺帝知天象无伤，镇定地说：“毋多言，有福者任其自来，朕何避之有?”至正二十年(1360年)十二月，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谋反的消息传来时，顺帝神情自若，说：“天命有在，汝欲为则为之。”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有白气如索，长五百余尺，起危宿，扫太微垣，司天监太史奏山东将有大水，顺帝却说：“不然，山东必失一良将。”于是派人急往山东的察罕帖木儿处警告他勿轻举，不料使者还没到，察罕帖木儿就遇刺身亡了。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军北伐逼近大都时，左右又劝顺帝固守大都，等待援兵，但顺帝夜观天象之后，坚定了出逃的决心，任谁劝说都无效。他逃到上都以后，有几只狐狸窜入御座下，御史大夫阿剌不沙对顺帝极言亡国之兆，顺帝也说：“天意如此，朕将奈何?”可见顺帝是非常相信“天命”的人。
人物评价
元末明初文人权衡：“帝在位三十六年，当元统、至元间，帝受制权臣，相继或死或诛，帝恐惧之心弛，而宽平之心生……向使庚申帝持其心常如至正之初，则终保天下，何至于远遁而为亡虏哉!……庚申帝岂昏愚者哉?观其欲杀是人也，未尝不假手于人，外为不得已之状，内实行其欲杀之志。其问甲则曰：‘乙与汝甚不许也。’问乙则曰：‘甲与汝甚不许也。’及甲之力足以去乙，则谓甲曰：‘乙尝欲图汝，汝何不去之也?’乙之力足以去甲，则亦如是焉。故其大臣死，则曰：‘此权臣杀我也。’小民死，则曰：‘此割据弄兵杀我也。’人虽至于死，未尝有归怨之者，岂昏愚者所能为之也?……庚申帝岂优柔不断者哉?自至正改元以来，凡权臣赫赫跋扈有重名者，皆死于其手，前后至杀一品大官者，凡五百余人，皆出指顾之间，而未尝有悔杀之意，此岂优柔不断者所能哉!然则竟以何者而失天下?曰：由其阴毒故也。且自古有天下之君，莅九五之位，惟秉阳刚之德、总揽阳刚之权者，为能居之。若操阴毒之性者，适足亡天下耳!”
清朝宗室昭梿在《啸亭杂录》：“元顺帝亡国之君，无足置议，然有二三政事远胜前人者。巴延擅权，举国依附，帝能识托克托于行间，密与之谋，一旦立解兵柄，贬谪远方，颇有英飒之姿。明宗被弑多年，帝首发其逆谋，将雅尔特尔穆子孙咸置于法。虽迁逼太后，谋害皇弟，不无太忍，然较唐敬宗敬礼陈宏敬，明天启之不究诘方从哲、崔文升，反将劾奸诸臣屈陷成狱者，不啻霄壤矣。又能任汉人贺惟一为相，改革蒙古勋臣专擅之风，亦良能也。”
清朝史学家邵远平《元史类编》：“绝人巧智，惟事荒恣;纲纪懈弛，用殄厥世;稗史所称，非明宗嗣;附会诏书，事近暧昧。”
清朝史学家曾廉《元书》：“世有畏其子之悍戾而柔之以秘密佛法者乎?昔隋炀父子相忌，至死而俱不悟，可哀也。宠妾骄子，目羸豕蹢躅之戒而忘为潜龙，至于屠戮将相，擅兴兵戎，脱脱、太平因是陨身丧家，而激孛罗、扩廓之辟，如人之有肢体，而构之伤残，雀彀未成而社稷墟矣。然以秃鲁帖木儿之言，杀合麻、雪雪，而曾不察废立之谋之出自宫闱也。则帝亦谚所谓莫知苗硕者也。犹复徘徊塞下，考终沙漠，非不幸矣。”
清代蒙古族史学家拉喜彭斯克：“在汉籍中将元朝的灭亡说成是在顺帝手中，愚昧的我不那么认为。……现在可汗没像汉献帝那样没落，没像晋惠帝、晋愍帝那样被敌人俘杀，亦没像宋徽宗、宋钦宗那样被别人虏获，而是以身逃出镇守蒙古国，所以怎能说是元朝灭亡了呢?……应该写成顺帝失去汉国而镇守蒙古国，继续传承元朝。……那时，所谓汉国是被我们虏获的国家，如果坐镇大都而死，就像上述几位皇帝一样成为耻辱。如果死亡，蒙古国的传承将会被断破成乱，成为汉国的战利品。因此，不关心蒙古国而守住汉国从而舍弃生命有何用?……如至正时期，蒙古人的英勇没有衰弱，汉人的英雄亦没有增加，而且汉地变乱的时候亦没有从北方来蒙古兵进行作战，而是阿鲁辉帖木儿反叛了。此即由于顺帝失德而众人之心变坏之征兆，由此观之，要想永久打消对权力的骄傲须勤于德事，众皆知之。……明太祖皇帝作为臣民而背叛自己的主上，所以无法逃避破坏纲常伦理的谋叛大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