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人在说这个李鸿章的事情，很多人也都说了这个李鸿章当时如果不杀这个翁同龢，那么之后的甲午战争清朝会不会赢呢？这个问题也比较有意思，值得讨论和学习，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简单的分析解谜看下吧。
在清末，翁氏一家是与李鸿章一家比较有势力争夺的一家，两家斗得非常厉害，以致于认为翁、李之斗害家误国，影响了甲午战争。但是，李鸿章并没有害死翁同龢，而是协助曾国藩上奏疏，弹劾翁心存，导致其被流放病死。而翁同龢是在慈禧太后政变训政后被革职而永不叙用的，翁心存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病死于家中的，死时岁已七十有五。宣统元年(1909年)，诏令其复原官，后追谥文恭。
只能说，翁同龢被革职，与翁、李之间的争斗，与李鸿章对翁同龢的排挤有一定关系，但不能说他是被李鸿章所杀的。
第一，翁同龢是高官后代，在官场上一路顺风，十三年任户部尚书，执掌财权，直至军机大臣、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翁同龢出身于高官家庭，他父亲翁心存是咸丰、同治两朝大学士，又是两任皇帝的帝师;他的大哥翁同书曾任安徽巡抚;他的二哥翁同爵曾任陕西、湖北巡抚，并署理湖广总督。翁同龢父兄都是高官权臣，他当然是很有学业和官场上的优势的。
翁同龢于清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1830年5月19日)出生在北京，四岁时随祖母张太夫人及母亲许氏由京师回到故乡常熟。翁同龢自幼禀性好学，通读四书五经，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常熟县学游文书院。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翁同龢应院试考中秀才;咸丰二年(1852年)，应顺天乡试中举人;咸丰六年(1856年)，殿试一甲一名，考中状元，授修撰，任实录馆协修。咸丰八年(1858年)，任陕甘乡试副考官，旋授陕西学政。
有父兄的庇护，加上自己的才识，翁同龢在同治朝的官场升迁很快，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任会试同考官。六月，擢升为右春坊右赞善。七月，任山西乡试正考官。十月，任日讲起居注官。后因其父去世而回家守孝，同治四年(1865年)守孝期满，转左赞善升右中允，授命在弘德殿行走。同治五年(1866年)，任翰林院侍讲。同治六年(1867年)，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同治七年(1868年)，任国子祭酒。同治九年(1870年)，任太仆寺卿。同治十年(1871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同治十一年(1872年)，赏头品顶戴。同治十三年(1874年)，丁母忧期满后，仍在弘德殿行走，补内阁学士。
光绪元年(1875年)，翁同龢任刑部右侍郎;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皇帝上在毓庆宫致力于学，任命翁同龢与夏同善同授读光绪帝，翁同龢想辞帝师之职，但不被批准，随后，翁同龢迁任户部，充经筵讲官，晋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后又调任刑部尚书，之后又调任工部。
光绪十一年(1885)秋，左宗棠去世，户部尚书阎敬铭补了左的东阁大学士一职，翁同龢由工部调任户部，接任户部尚书。翁同龢户部尚书任上当了十三年。
光绪八年(1882)十月，清廷令翁同龢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翁同龢升任军机大臣。而在军机大臣任上，翁同龢主要参与了当时朝中的两件大事，一是参与处理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二是参与中法越南交涉事宜。
后来，翁同龢在中日甲午战争和百日维新运动中的两次重大事件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甲午战争时，他主管朝廷财政;百日维新时，他支持光绪帝，是“帝党”的得力干将之一。
翁同龢当过同治帝、光绪帝的老师。同治四年(1865年)，翁同龢奉旨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光绪元年(1875年)，他又奉旨在毓庆宫行走，授读光绪帝。他曾为同治帝讲过《帝鉴图说》《圣祖廷训格言》《清朝开国方》《经史语录》《毛诗》《孝经》等课程;还为两宫皇太后进讲过《治平宝鉴》等;也对光绪帝也讲过《帝鉴图说》等课程。
第二，翁、李之斗，由来已久，是清末非常典型的权臣之间的势力争斗。
翁同龢一家，在道、咸、同、光四朝，几代累任高官，朝中门生、同僚很多，而且，翁同龢和他父亲翁心存皆是两朝帝师，时称“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翁氏在朝中势力很不一般。而李鸿章出自曾国藩门下，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他背靠着湘军的势力，与曾氏势力关系密切，后来，他又创办淮军和北洋水师，是清末权势极大的权臣，因而，从权势上来看，翁、李两家可谓是势均力敌。
翁、李结仇，是从咸丰九年(1859年)开始的，当时，翁同龢长兄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上，庐州失陷后，捻军和太平军挥师攻击定远。咸丰帝下旨令翁同书帮办钦差大臣胜保军务，并令安徽境各军均归其节制。翁同书移军守定远，翁同书督兵击退起义军，之后，捻军又大举进军，攻陷六安，围攻定远，翁同书与胜保联手，夹击捻军，大破敌军，并收复六安。后来，捻军联合太平军，率数万之众围攻定远，定远随即陷落。翁同书离开定远，率兵逃至寿州，被清廷革职留任。
此时，翁同书上书奏曰：“近来可用之兵，莫如楚师。谍闻楚师顺江而下，已破石牌。倘别遣劲旅间道急趋英、霍，徐图怀、定，此上策也。如楚师转战未能深入，用苗沛霖辅以官军，先拔怀远，此中策也。若二者皆不能行，则以胜保攻明光，李世忠逾清流关以保东路，臣守寿州，与傅振邦、关保相应援，制孙葵心、刘添福二巨捻以保西路，此下策也。”(清史稿·列传·卷二百十四)他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让楚师来救援定远等地;中策是利用苗沛霖协助清军夺定远，下策是让胜宝进攻明光，而他守住寿州，与傅振邦、关保相应援，遏制捻军的孙葵心、刘添福，保住西路。
后来，捻军将领孙葵心进攻颍州，被翁同书派兵击退，清军收复霍山。次年，翁同书派兵攻炉桥，焚烧贼垒，并打退舒城的捻军援兵，破了王家海贼圩。胜保上奏请招招孙葵心，清廷问翁同书的意见，翁同书认为清军刚攻破程家圩贼巢，不必曲意招抚贼首。
可是，就在这一年，英法联军进犯京师，胜保奏请召苗沛霖率兵来支援，清廷令翁同书传旨。翁同书自请开巡抚缺，率兵同行。此时，太平军将领陈玉成进攻寿州，翁同书率兵抵御，将其击退。
安徽团练首领苗沛霖本来就是一个反复无常、心怀反意的人，一见清军遇到了各方面困难，变得很狂妄，他因与寿州团练徐立壮、孙家泰等有嫌隙，指使他的部下闹事，被徐立壮杀了数人，而苗沛霖便率兵围攻寿州。翁同书密疏陈沛霖骄横跋扈，清廷令翁同书会同袁甲三查办，苗沛霖抗不听命，加快对寿州的围攻，并纵兵四处侵扰。
而徐立壮所部多为捻旧部，平日里常骚扰民众，素有民怨，清军坐实其通捻行为，将其杀了;随即将孙家泰逮捕下狱，孙家泰自杀。清军将孙开泰、蒙时中的首级交付给苗沛霖，但苗沛霖太狂妄，仍然不罢兵。清廷召翁同书还京，以贾臻代署巡抚。翁同书令布政使张学鹏劝谕苗沛霖，苗才撤了对寿州的围攻。翁同书上奏曰：“沛霖过犹知改，请量加抚慰，责剿捻赎罪，俾袁甲三、贾臻筹办善后事宜。”
翁同书在宁远、寿州的一系列行为，让历来对翁氏看不惯的曾国藩找到了把柄，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上奏折，严厉弹劾翁同书。
曾国藩在奏疏中指责翁同书失守定远，弃城而走，逃至寿州，复不能妥办，致绅练有仇杀之事;而后使寿州城陷，其奏报情形前后矛盾。丢失疆土在先，受贼玩弄继之，罪不容赦。曾国藩在奏折还表示：“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是清末非常有名的一本奏章，笔如刀刃，担大义，表忠心，尽臣责，置翁同书于万劫不复之地。而起草这一本奏章的正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清廷在内忧外患之际，没有退路，收到奏折后，便依大清律，将翁同书定为“大辟”(斩首)，但并没有立即处斩，而是将其流放西北，三年后翁同书病死。不久，翁同书和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亦心忧得急病而死。
翁同书被弹劾，并不久病死，这使翁氏一家与曾国藩、李鸿章结下了梁子，此后，翁同龢与李鸿章虽同朝为官，但一直很难和解，于是，朝臣中也有种种议论。或认为翁、李二人政见，皆因为私人恩怨所致;或认为为争权力而加剧了派系之争;或认为是为揽权争利益等等。
其实，翁同龢与李鸿章一直有矛盾，主要是因为两人政见不同，翁同龢是当时清流派的领袖，与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鸣銮等形成了文官派系，支持清末的“帝党”，与“后党”抗衡，而李鸿章一直是慈禧太后所信任的重臣，是“后党”的干将。翁、李之争说到底是帝、后两党的政见之争。
翁同龢和他的父兄皆为朝廷重臣，他六十年为官，在一些重要事件上，他的政治表现还是不错的，如参与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支持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创办中国第一家自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促进晚清中国法制体系的建设，推荐康有为、梁启超等支持光绪皇帝该维新等。此外，翁同龢还力主建立京师大学堂，主张废除科举，开经济特科，采纳康有为等汰冗员、停捐纳、修则例、裁绿营、练新军、办学堂、荐人才、修铁路、开银行等十二道新政，是颇有政绩的。他替光绪帝拟写《明定国是诏》，掀开戊戌变法的序幕，在打开晚清政改新局面上，是有大功劳的。
第三，甲午战事与翁、李之争
关于甲午战争时，有人认为翁、李之争影响了战局，其中，有一种说法是翁同龢为了挫败李鸿章，力主急战，同时，为了打击李鸿章，故意不拨款给北洋水师。其实，当时的局势是比较复杂的，首先，“后党”与“帝党”的矛盾激烈，朝中派系斗争很不平静，翁、李确实持不同政见，隔阂比较大;其次，在对日战争的问题上，主战与主和之争不仅是翁、李之间的争斗，而且更是朝廷的一件大事，掌握决策权的是慈禧太后，翁、李都主持不了大局，其他大臣的意见也分化得很厉害，翁想主战并不易;再次，翁、李虽历来有矛盾，但在国家利益面前，特别是事关战与和的军国大事上，这两位能臣还不一定敢为私自的利益而肆意损害大局。
甲午开战之后，中方屡战不胜，慈禧十分惊惧，于是，她令翁同龢快速赶往天津，与李鸿章商量对策。当翁同龢问及北洋舰队能否尽快出兵御敌时，李鸿章怒目相视，半晌不说一语。沉默了好一阵子后，才反问说：“翁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同龢回答说：“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鸿章气氛地说：“政府疑我跋扈，台谏(监察官员)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据清人胡思敬记述)
此前，翁同龢主管户部，而李鸿章曾要求拨巨款支持北洋水师，而翁同龢以朝廷财政困难为由，限制北洋水师的经费支出，不仅不加拨银两，还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二年。当时，户部银根拮据，翁同龢确实也有难处。他奏请海军停购船械是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当时，朝廷为堵黄河郑州段决口，将《海防事例》改为《郑州事例》，解决黄河缺口问题确实是当时最急的大事，因此而停止海军购买船械的经费，这似乎也有道理。解决了河防工程之后，总理海军衙门和李鸿章本人没有及时再提购买船械之事，直到甲午战事起，翁同龢才令户部拨银650多万两支持总理海军衙门购买新式船舰。据说，当时李鸿章的淮军有存银钱800多万两，并没有用在甲午战事上。淮军与水师皆是李鸿章的嫡系军事力量，李鸿章为保住他“起家”的淮军，不将淮军的存银拨给水师，而责怪户部停拨购买船械的经费，这虽表现了他的私心，未能从大局出发，但也有一定的道理，一码归一码，淮军也需要经费，不便挪用至水师。
但是，为防黄河之患，翁同龢暂时停拨海军经费，若是当时户部库银紧缺，也在情理之中，双方各有理由。而据胡思敬分析，李鸿章在天津反诘翁氏之事，乃是情急搪塞之词，是气话;而翁同龢的反驳，也有不合情理之处，事后不拨款，又怪李鸿章没有再请拨，这也是翁的托词。
但无论如何，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若是将甲午战事中北洋水师的失败，归咎于翁氏长期克扣及拒绝拨拨款给海军所致，也没有实际根据。翁同龢掌管户部十三年，他怕是没有胆量为了复私仇而置国家战事于不顾，他不是目光短浅的人，也不敢如此胆大妄为，他是一位很智略和有经验朝中老臣。
至于说翁同龢为了打击李鸿章，力主急战，这似乎也说不过去，翁同龢不擅长于军事，在对日海战如此大的事情上，他是不敢以外行来干预对军事内行的李鸿章的;再说，李鸿章长期夸耀北洋水师实力强大，翁同龢想让海军击败日本舰队，关心北洋水师能否与敌舰作战，也是可以理解的。翁同龢极力主战，更多是出自对清朝海军力量的自信，这与他一贯清流派思想是一致的。
第四，翁、李等派系之斗，对战事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即便没有翁、李之斗，甲午战争也极难取胜，甲午海战之败，有诸多的原因。
首先，北洋舰艇在装备上确实有很大的弱点。
北洋军舰上除了有劣质炮弹之外，舰艇上的炮弹所射出的炮弹都是穿甲弹，而穿甲弹没有开花弹的威力大，因为它不会大爆炸。而日本军舰用的多数是开花燃烧弹，破坏力极强，一旦北洋的军舰被击中，便瞬间起火爆炸，既能毁坏舰上设备，又会引起大面积燃烧，烧伤船员，掀起的浓烟会遮挡视线，使战舰上的士兵无法继续作战。北洋水师缺钱，而且因贪污现象，清朝海军只能装备穿甲弹，而无法装备开花燃烧弹，其被动挨打，既有技术装备的原因，也有管理体制方面的原因。
其次，北洋舰队在舰艇的排水量方面虽不会输给日本军舰，但在设计样式上却属于是落后的，反击慢，因而被挨打。
北洋海军的主力舰“镇远号”和“定远号”，其排水量在7000吨左右，光从军舰的吨位上比较，大可碾压日本排水量4000多吨的旗舰舰“吉野号”，但是，“镇远号”和“定远号”的制造款式是比较落后的，航速只有15节左右，而日军旗舰舰平均航速在在20~30节左右。而且，北洋战舰在舰上所装备武器也比较落后，北洋的两艘主力舰只在战舰首尾装备大口径火炮，但在战舰的两侧却缺少火力防备。而日舰吉野号在战舰的两侧配备了大量速射炮，是新式战舰的火力配备，日军战舰能四面射击，而清军战舰只能舰头舰尾射击，不挨打才怪。
再次，北洋海军战舰与日本战舰在所采用的动力方面，差距很大，致使清军军舰行驶缓慢，被动挨打。
北洋军舰所用的却是煤炭质量最差的“八槽煤”，煤碎如散沙，杂石多，燃烧后灰很多，主要是因为各层官员盘剥窃利，海军任人唯亲，后勤采购贪腐严重，他们买了劣质煤却向上报优质煤的价，以从中贪污，于是，“五槽煤”卖国了商人，而“八槽煤”却以“五槽煤”的价格卖给了军舰，成了舰上用的动力煤。所以，使用劣质“八槽煤”的军舰航速慢，并极易损坏锅炉，且浓烟滚滚，军舰行驶慢，并极易因浓烟而被敌舰发现，被动挨打就难以避免了。
此外，战前情报方面的水平差距也是甲午海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日军早重视情报，而清军却轻视情报。
日本海军很早就开始收集有关北洋水师的各方面情报，而北洋水师却对日本海军了解甚少，打起战来，北洋水师自然很难获胜。
日本一直在收集关于中国军队的情报，特别是对于北洋水师更是重点进行调查，非常仔细地都收集了相关情报。而北洋水师只是靠留学回来的军官，以及一些外交途径带回的一知半解的资料，情报搜集严重不对称，北洋舰官是“睁眼瞎”，而日军舰官对北洋舰队心知肚明，这仗还能打赢吗?
最后，对舰队军事管理上的落后体制和腐败行为，是北洋水师战败的最重要原因。
日军队海战早有准备，他们为支持海战，全线动员，天皇、首相、海军大臣大力支持海军，到舰队去视察，连军队家属、妇女、学生等都全力支持海军，致使日军海军的战斗力非常强悍。
而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宁愿钱用去修颐和园，为她庆祝生日，也愿不把钱用在提高军舰战力水平上;在慈禧太后看来，她的生日事关大清脸面，乃国之大事，而海军买装备仅仅是李鸿章该管的事;李鸿章任人唯亲，海军是就如他的“私人军队”一般，而任人为亲便养成了贪污，朝中因派系斗争，也影响海军的建设，因为有些朝臣不愿意支持李鸿章“私人”力量般的水师。如此腐败政府，管理如此落后的海军，岂能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