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晋国的“赵氏孤儿”事件，因其跌宕起伏的情节与忠义悲壮的底色，成为后世传颂的经典故事。然而，这场惨案的核心矛盾——屠岸贾为何在掌控全局后未彻底斩杀赵氏遗孤赵武——却因史料记载的矛盾与后世文学演绎的加工，成为笼罩在历史迷雾中的未解之谜。
一、历史记载的矛盾：史实与传说的撕裂
关于“赵氏孤儿”事件，现存最权威的史料《史记·赵世家》与《左传》存在根本性分歧。《史记》记载，晋景公三年，司寇屠岸贾以“赵盾弑君”为名，联合诸将攻灭赵氏全族，仅赵朔之妻、晋成公之女庄姬因怀有身孕逃入王宫幸免。程婴与公孙杵臼设计用他人婴儿冒充赵武，诱使屠岸贾杀死假婴儿，真正的赵武则被程婴藏匿山中十五年，最终复仇成功。
然而，《左传》与《史记·晋世家》却指出，赵氏灭门案发生于晋景公十七年，且核心矛盾并非屠岸贾与赵氏的私仇，而是晋公室对卿族势力的打压。赵朔早逝，其妻庄姬与赵朔叔父赵婴齐私通，事发后赵同、赵括将赵婴齐放逐至齐国。庄姬为报复，向晋景公诬告赵同、赵括谋反，晋景公遂联合栾氏、郤氏灭赵同、赵括之族，而赵武因随母居于宫中未受牵连。韩厥以“赵衰、赵盾之功不可绝嗣”为由劝谏，晋景公最终恢复赵武爵位。
两套记载的核心差异在于：
时间线矛盾：《史记》将事件提前至晋景公三年，与《左传》相差十四年；
动机差异：《史记》强调屠岸贾的个人复仇，《左传》则指向晋公室对卿族的政治清算；
孤儿存续逻辑：《史记》依赖程婴、公孙杵臼的牺牲，《左传》中赵武从未面临生命威胁。
这种矛盾折射出历史叙事的复杂性：司马迁或许为强化故事戏剧性，融合了战国时期赵国为祖先“遮丑”的传说，将两次赵氏内讧合并为一次，并将责任推给虚构的屠岸贾；而《左传》作为编年体史书，更贴近政治现实。
二、政治博弈的逻辑：屠岸贾的权力困境
若以《史记》为分析框架，屠岸贾“不杀赵武”的决策仍可从政治逻辑中寻得解释：
1. 晋国权力结构的制约
春秋时期，晋国实行“六卿制”，赵氏作为卿族之一，手握兵权，其势力远非司寇屠岸贾可比。屠岸贾虽能借晋景公信任发动“下宫之役”，但若公开斩杀赵氏唯一血脉，势必引发其他卿族（如韩氏、魏氏）的警惕。赵武复立后，韩厥明确表示：“盾之功，朔之忠，不可无后。”晋景公接受建议，本质是权衡利弊后的妥协——灭赵同、赵括已削弱赵氏，恢复赵武爵位则可避免卿族联合反扑。屠岸贾作为执行者，必须服从这一政治平衡。
2. 屠岸贾的权力来源与局限
屠岸贾的崛起依赖晋灵公、晋景公的宠信，但其家族（屠岸氏）并非顶级贵族，政治根基薄弱。他诬陷赵盾“弑君”时，曾遭韩厥反对；灭赵氏后，晋景公并未将其灭族行为合法化，反而默许韩厥复立赵武。这表明，屠岸贾的权力始终局限于君主个人信任，缺乏制度保障。若他擅自杀死赵武，可能触怒晋景公或其他卿族，导致自身被清算。
3. “假婴儿”策略的误导
程婴与公孙杵臼的“偷梁换柱”计划，本质是利用屠岸贾的傲慢与信息差。屠岸贾虽怀疑赵武存活，但程婴主动“告密”并献出假婴儿，使其误以为赵氏已绝后。此外，庄姬作为晋成公之女、晋景公姐妹，其腹中胎儿受王室保护，屠岸贾若强行搜查宫中，可能激化与王室的矛盾。多重顾虑下，屠岸贾选择接受“赵武已死”的假象。
三、人性与文学的演绎：从历史到传说的嬗变
1. 历史中的人性挣扎
若抛开史料矛盾，从人性角度推测，屠岸贾可能存在复杂心理：
对赵氏的矛盾情感：屠岸贾与赵盾的矛盾源于晋灵公时期，但赵盾本人是晋国忠臣，屠岸贾或许对其怀有复杂敬畏；
对程婴的利用：程婴作为医者，曾为赵朔效力，但屠岸贾为获取赵武下落，可能刻意笼络程婴，甚至将其子收为义子（如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这种“伪善”为其不杀赵武提供借口；
对衰老的恐惧：十五年后赵武复仇时，屠岸贾已老迈，无力对抗青年力壮的赵武，其“不杀”实为无力为之。
2. 文学形象的塑造需求
后世戏曲、影视对屠岸贾的塑造，进一步强化了其“不杀”的戏剧性：
元杂剧《赵氏孤儿》：屠岸贾将赵武收为义子，抚养多年却不知其真实身份，最终被赵武杀死，凸显“善恶有报”的伦理观；
电影《赵氏孤儿》：陈凯歌版屠岸贾被赋予更多人性层次，他既冷血屠杀赵氏，又对“义子”赵武产生舐犊之情，最终为救赵武而死，探讨权力异化与人性的永恒博弈。
这些改编虽偏离历史真实，却通过屠岸贾的“不杀”强化了故事的悲剧张力，使赵武的复仇更具道德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