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钱钟书《围城》序
《围城》写于1944年，于1946年完成，是钱钟书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但是，当时的钱钟书家庭生活幸福美满，为什么会提笔写下这部被后人称为“新儒林外史”的现代讽刺小说？一般来说，一个作者笔下的人物和故事，肯定少不了他的想象和创作，但更多的灵感来源或许是作者本人的经验和切身经历。
1941年，钱钟书来到了上海。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同年珍珠港事件爆发，钱钟书因此被困于上海。正是由于他困顿于上海沦陷区时期的情绪和经历，对《围城》的主旨和书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并不代表《围城》中的人物经历就完全等同于钱钟书的个人经历。
书中的主人公方鸿渐的家乡是以打铁、磨豆腐出名的。有人读到这里，不免得意地说：“这不正是无锡吗？钱钟书不正是无锡人吗！”若因此便断定方鸿渐就是钱钟书，恐怕是极为不妥的。
虽说二人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来自无锡，都曾因岳父帮助而谋得一职，并且都曾在大学任教。但事实上，方鸿渐只是钱钟书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
在这部小说里，每一个人物都是虚构出来的，他们本身都是一个复合体，没有谁的个性、背景是单一的。据钱钟书所说，方鸿渐的取材源于他的两名亲戚，一个志大才疏、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擂。
《围城》出版以后，他们两人都读了这本书，但并没有认为方鸿渐的形象就是自己。实际上，不会有任何人愿意承认自己就是方鸿渐——不过，可能真的有这样的巧合，现实中就存在着一个方鸿渐一样的人。
方鸿渐是留洋学生，却没有身为一个学生该有的勤奋努力，他出国留学的目的也只是“光耀门楣”而已。书中描述道：“（他）四年里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
比起这些，这个人物更让人印象深刻的特征是他的被动无能和始终不坚定的意志。他没有远大的理想，不具备在新时代强烈的思想碰撞和竞争下该有的理性、热情和信仰。在面对严重的精神危机时，虽然他也曾想保留做人的尊严，却始终没有突破困境、与传统思想斗争的勇气和力量。简单地说，他做什么都是徒劳。
而孙柔嘉也不简单。初识方鸿渐时，她兴许是个让人觉得楚楚可怜的弱女子，怯生生的，也懂得装作小鸟依人的样子。可表面上越是这样的人，内心越是工于心计。孙柔嘉与方鸿渐结婚后，如同古时帝王身边掌握实权的人，她也在掌控着方鸿渐的婚姻、生活和命运，试图建立自己女主人的地位。用一个词来说，就是“权谋”。
只是她在掌控了这一切后，似乎又全部失控了；这正是在“围城”中无法避免的困境，也是孙柔嘉给自己强加的束缚。方鸿渐在踏入孙柔嘉这个“甜蜜的圈套”后，逐渐变得无所适从。导致他落得如此结局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旧文化。因此，钱钟书写《围城》，确实是在实实在在地“讽刺”。
讽刺什么呢？他讽刺方鸿渐的懦弱无能、意志不坚，讽刺孙柔嘉的虚伪阴柔、工于心计，讽刺旧社会、旧思想对人的毒害，也讽刺贯穿整部小说的人性的欺诈、虚荣。
在钱钟书笔下，“围城”不仅仅是指婚姻的围城，更多的是人性的围城、思想的围城。心胸狭窄的人被困在城里，意志不坚定的人被困在城里，守旧的人被困在城里，贪妄的人也被困在城里。
有人会为逃脱围城而努力，有人会为进入理想乡里而努力，也有人一成不变，徒劳无功。杨绛先生曾说：“围在城里的人想要逃出来，城外的人想要冲进去。对婚姻也罢，对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我想，“围城”大概就是对人性的禁锢最好的解释了吧。
钱钟书在《围城》的序中写道：“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正是由于杨绛先生自始至终的鼓励和陪伴，钱钟书才得以完成这部著作。
在当时，钱钟书的家庭生活无疑是幸福美满的，却写出了《围城》这样讽刺意味极重的小说。他大概是想要借此警醒世人，不同时代的人或许会有相同的人生困境，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去思考如何更好地面对围城，更好地在围城内、或围城外生活。
与此同时，我们一生也应不断地追求，在追求中找到人生的价值，而不至于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围城》确实是一本值得一生去读的书，篇幅虽长，却句句有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