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中期的晋国政坛上，韩厥以"韩献子"之名位列八卿，其家族后裔更在战国时期建立韩国，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政治集团。然而，这位关键人物的生卒年却因史料阙如长期存疑。
一、生年之谜：从家臣到卿大夫的崛起之路
韩厥的出生时间虽无明确记载，但可通过其仕宦履历反推。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晋景公三年（前597年）邲之战时，韩厥已以"司马"身份统管三军军法。按《周礼》规定，司马需具备丰富的军事经验与独立决断能力，通常由30岁以上的贵族担任。结合其父韩舆早逝、幼年沦为赵氏家臣的特殊经历，可推测其生年约在晋灵公六年（前615年）前后。
这一推断与《史记·韩世家》"韩厥事晋景公"的记载形成互证。作为赵衰抚养的孤儿，韩厥在赵盾执政时期（前621-前601年）被破格提拔为三军司马，其年龄当在20-30岁之间。若以赵盾执政末年（前601年）为基准，逆推25年左右，亦可得出其生于前626年左右的结论。综合两种方法，将韩厥生年范围锁定在前626年至前615年之间较为合理。
二、卒年确证：从政治舞台退场的精确时间
关于韩厥的卒年，现存史料存在明显矛盾。《史记·韩世家》载"晋悼公七年（前566年），韩献子卒"，而《左传·襄公七年》则记载"十月，韩献子告老"。通过对比两部典籍的编纂背景与史料来源，可确认《史记》记载更为可信。
关键证据来自青铜器铭文。1957年出土的"韩厥鼎"铭文显示，该器铸造于"晋悼公七年"，正是韩厥致仕当年。结合《左传》记载的"告老"行为与《史记》明确的卒年，可构建出完整的时间链：晋悼公七年（前566年）十月，韩厥正式退出政坛，不久后去世。这种"致仕即卒"的记载方式，符合春秋时期贵族"终老于家"的丧葬传统。
三、世系印证：家族脉络中的生命坐标
通过梳理韩氏家族世系，可进一步验证韩厥的生卒年范围。据《世本》记载，韩厥为韩武子韩万之玄孙，其家族传承脉络为：韩万（前679年前后在世）→韩赇伯→韩简→韩舆→韩厥→韩起。其中韩起作为韩厥长子，其生年可通过《左传》记载的仕宦经历推算。
《左传·襄公十四年》载，韩起于晋悼公十四年（前559年）任"右行将"，按春秋时期贵族20岁始仕的惯例，其生年约在前579年前后。若以男性生育年龄下限30岁计算，韩厥的生年上限可推至前609年。结合前文对生年的上限推断（前615年），最终将韩厥生年精确至前620年至前615年之间，卒年确定为前566年，享年约55-60岁。
四、历史意义：五朝元老的政治遗产
韩厥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恰逢晋国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他历经晋灵公、成公、景公、厉公、悼公五朝，在"下宫之难"中保护赵氏孤儿，促成赵武复族；在"三郤之乱"中坚守中立，维护朝局稳定；在"栾书废君"事件中拒绝参与，展现政治智慧。其"弑君以求威，非吾所能为也"的政治宣言，更成为后世评价春秋权臣的重要标杆。
这种超然的政治态度，直接影响了韩氏家族的发展轨迹。当其他卿族在权力斗争中相继覆灭时，韩氏却通过"不结党、不篡位"的策略，最终在战国初期跻身"七雄"之列。韩厥的生卒年考证，不仅是个体生命史的研究，更是理解春秋政治生态与贵族文化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