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和制度。“土司”又称“土官”，是由中国古代中央王朝任命和分封的地方官，“世官、世土、世民”是其重要特点，即世袭的政治统治权，辖区土地的世袭所有权及对附着在土地上的农民的世袭统治权。
土司制度渊源很久，元朝以前，各封建王朝已采用“以土官治土民”的办法。唐、宋时在西南、华南等少数民族地区设置过羁縻府、州、任命当地土著首领为世袭的刺吏、知州。元朝后，以宣慰使、宣抚史、安抚史、招讨史、千户、百户等官职封赠各族首领，土官的职类、承袭、贡赋和征发等遂形成一定制度。
明代，土司制度发展到鼎盛期，后渐趋衰落，至清代，已不占统治地位了。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云南、四川等民族地区还有极少数土司的残余。经过解放后的土地改革才彻底废除。
基本介绍
土司制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唐王朝在统一了边疆民族地区后，在难以直接控制的地区推行“羁縻政策”，“假以爵禄，宠之名号”，使其“易为统慑，奔走惟命”（《清史稿.土司传》），对各部落首领授以官职，世代相袭，各自统辖其地，谓之“羁縻州”。这些羁縻州部落各据一方，互不统属，只臣服于中央王朝，这便是土司制度的雏形。
宋承唐制，亦有羁縻州的设置。到元代正式发展为土司制，据《元史》记载，宪宗二年（公元1252年）忽必烈率大军分三路征大理国，经过川滇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对招抚的少数民族首领授以世袭官职并颁给玺书及金银符，实行“土官治土民”的政策，“管辖沿边西番诸族”，于是有世袭的宣抚司等土司出现。这种局面维持了大约一百年，相安无事。
当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穿上龙袍以后，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亦大为加强。据《明史》记载：“洪武初，遣人招谕，又令各族举旧有官职者至京，授以国师及都指挥、宣慰使、元帅、招讨等官，俾因俗以治，俱给印诰，传以为信”（《明史》卷九十）。
这种“因俗以治”的政策，很快收到了效果，长河西等土酋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有了发展，按时遣使来朝。明太祖则赐以文绮、丝帛、银锭、衣物等等。这种关系的改善，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控制，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也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往与经济的交流。
明清两代虽曾一度推行过“卫所制度”和“改土归流”，但总的来说是承袭了元代的土司制，并有所发展。在川边地区清代封赏的土司数量之多，超过历史上任何朝代。所谓“川边”，作为一个地区的专有名称，是指四川西部、西藏东部，界于川、滇、青、藏之间的广大地区，也就是现在的西藏昌都地区和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带，藏语称为“康”，意思是大地。“川边”二字来源于1906年清廷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因赵尔丰管辖的地区是这片地方，故清末以来将此地区成为“川边”。清代在川边地区设土司的地方占十分之五，主要在金沙江以东（只有纳夺土司在江以西）。
清代土司设置以川、滇、贵、桂、甘等省最多，但经过雍正初的大规模改土归流后，以四川保留的土司最多。雍正四年云南巡抚鄂尔泰以“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奏请对云贵等省土司改流，清廷批准了鄂的建议，并任命他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废土司、置流官的改土归流工作，经过五年的努力，使这三省原有的大部分土司被废除。
在这次大改流中四川仅将靠近内地的天泉六番招讨司、酉阳宣慰司等少数几个土司改流，其余土司不仅未受影响，且新授了部分土司，例如著名的霍尔五土司就是在云贵等地改土归流的高潮中，被新授予安抚司等职的。乾隆十七年至四十一年间（公元1752--1776年）清廷次第征服杂谷土司和大、小金川土司的叛乱。旋废杂谷土司，置杂谷老等五屯，设杂谷直隶厅辖之；废大、小金川土司，置绥靖、懋功等五屯，设阿尔古、美诺两厅辖之（后并为懋功厅）。这次改土归流使川西北的一些土司被废，但川边地区这个时期却继续升赏和新授了一批土司。
据嘉庆时编撰的《四川通志》记载，当时仅位于川边的打箭炉阜和协属下，就辖土司一百二十多员。真正对川边实行改流的是发生在光绪至宣统年间的改土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