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一书的书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传》:“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这表明司马迁读过《山海经》。在司马迁之前,《山海经》的书名应当早就已经有了;而在更早之前,虽然还没有《山海经》的书名,但是《山海经》的文献资料应该也是早已存在。
有学者推测:秦始皇、吕不韦及其门客、屈原都应该读过《山海经》。理由是秦始皇对海外求仙笃信不疑,是因为对古代典籍的信任;后两者,因《吕氏春秋》记述有许多《山海经》的内容,而《天问》中有大量与《山海经》相同的内容,屈原的其它文章亦有与《山海经》相同的记述。庄周则可能读过《山海经》,因《庄子》里面的丰富想象力,应该得益于《山海经》的“荒诞”内容。
老聃,则应该读过并整理过《山海经》,因他长期就任周朝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他完全有条件阅读到周朝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各种典籍文献,其中应该包括周朝以及前朝的地理文献。应当指出的是,中国人考察山川物产、部落分布,当然不是自《山海经》而始。事实上,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了解、观察和记录,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的早期。
以上是司马迁之前的《山海经》情况,其后,《山海经》的版本沿革基本上有案可查。其中,西汉末年刘秀(刘歆)校订的《山海经》版本,已经不能直接看到了。现能看到的最早《山海经》版本,是晋代学者郭璞的《山海经传》,有宋、明、清三代的刻本,也是迄今能看到的并确认的最早《山海经》版本,它包括《山经》5篇和《海经》13篇,各卷著作年代无从定论,其中14卷为战国时作品,4卷为西汉初年作品,有宋代、明代、清代的刻本。
多数学者认为,郭璞《山海经传》应当是传自汉代刘向、刘歆(即刘秀)合编校后的版本,根据在于,郭本《山海经传》卷首有刘秀《上山海经表》一篇,刘秀明言献上《山海经》18卷,但其所献古籍早无存世,内容无考。
东晋时小学家郭璞对《山海经》进行了整理,并作了精细的注释工作,对于了解《山海经》原文有极大帮助。现存《山海经》均来源于郭璞注本,如果没有郭璞的注解,《山海经》这部珍贵古籍也许会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并且,郭璞版的《山海经注》是带注、赞、图的,但郭本原图早已佚失,较重要版本、近人袁珂的《山海经校注》,所附插图150幅,绝大多数都是采用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一书的附图,其它有附图的《山海经》版本大多也是选用明清学者《山海经》版本的附图(明、清以前更早的《山海经》版本所附的古图亦均已失传,现所知道的山海经附图,均为单幅插图,没有涉及地理方位)。
之后,据袁珂《山海经校注》一书,比较重要的《山海经》版本及其研究专著,计有明代学者撰写的《山海经补注》(杨慎)、《山海经释义》(附图,王崇庆),以及清代学者撰写的《山海经广注》(吴任臣)、《山海经存》(附图,汪绂)、《山海经新校正》(毕沅)、《山海经笺疏》(郝懿行)、《山海经地理今释》(吴承志)。
现代版本大多数附有若干绘图,其来源主要是:在明清《山海经》版本附图的基础之上,广泛收集历代文献、碑刻、画像砖、器物画(陶器、玉器、漆器、青铜器、瓷器、丝织物等等),以及岩画、壁画等载体上的古人物图案、古动物图案,从中发现与《山海经》内容相关的古图,以及可与明清《山海经》插图相比较的古图(不完全统计在一千至二千幅之间)
由于这些图基本上都没有地理方位信息,因此其功能仅限于对《山海经》所记人物、动物的图形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