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4年，五丈原的秋风卷走最后一丝生机，诸葛亮病逝于北伐途中。这位以“鞠躬尽瘁”著称的蜀汉丞相，用一生践行着兴复汉室的理想，而他的对手司马懿，却在诸葛亮死后15年间始终未对蜀汉发动大规模进攻。民间流传“死诸葛走活仲达”的戏谑，将司马懿的克制归因于空城计的阴影，但历史真相远比传说复杂——这是权力博弈、地缘战略与生存智慧交织的必然结果。
一、空城计：一场被误读的权谋博弈
街亭失守后，诸葛亮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的故事，在《三国演义》中被渲染为智谋的巅峰对决。但正史中，这场“心理战”的本质是双方对政治生态的精准把握。司马懿深知，自己作为曹魏对抗蜀汉的核心将领，其存在价值恰恰源于诸葛亮的威胁。若诸葛亮身死，蜀汉失去战略核心，司马懿对曹魏皇室的利用价值将大幅削弱。
这种判断并非空穴来风。曹操曾梦“三马同槽”，对司马懿“鹰视狼顾”之相充满警惕；曹叡在诸葛亮死后明确反对司马懿伐蜀，诏书中隐含敲打之意。司马懿若此时灭蜀，无异于自断政治根基。空城计的真相，是诸葛亮以一场“虚张声势”的表演，为司马懿提供了一个体面的退兵理由——既保全了蜀汉，又让司马懿得以继续扮演“对蜀屏障”的角色。这种默契，实为两位政治家在权力场中的终极博弈。
二、权力博弈：曹魏内部的生存法则
诸葛亮死后，司马懿面临的首要威胁并非蜀汉，而是曹魏内部的权力倾轧。公元238年，魏明帝曹叡病逝，少帝曹芳即位，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展开长达十年的权力斗争。曹爽通过提拔亲信、掌控禁军，逐步架空司马懿的军权。此时，司马懿若贸然伐蜀，不仅可能因战事失利被政敌攻击，更会因远离权力中心而丧失翻盘机会。
公元249年的高平陵之变，是司马懿权力博弈的转折点。他趁曹爽兄弟陪曹芳扫墓之际，发动政变夺取军权，随后以“谋反”罪名诛杀曹爽及其党羽。这场政变的成功，依赖于司马懿对时机的精准把握——若此前伐蜀消耗实力，或因战败失去威望，政变计划必然破产。因此，未攻蜀汉实为司马懿保存实力、等待政变时机的战略选择。
三、地缘战略：秦岭天险的军事桎梏
从军事角度分析，蜀汉的地理优势是司马懿未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客观制约。秦岭山脉横亘于魏蜀之间，形成天然屏障，历史上多次魏军伐蜀皆因地形受挫：
曹真伐蜀（230年）：率10万大军走子午道，因暴雨导致道路泥泞、器械尽毁，最终无功而返；
曹爽伐蜀（244年）：攻打汉中时被王平阻击于沈岭，粮道被断，士卒伤亡惨重，狼狈撤退。
司马懿深知，跨越秦岭的军事行动需具备绝对优势。诸葛亮死后，姜维继承北伐遗志，蜀汉虽国力衰弱，但依托险要地形仍可自保。此时贸然进攻，极可能重蹈曹真、曹爽覆辙。直至公元263年，司马昭派钟会、邓艾分兵伐蜀，邓艾以“偷渡阴平”的奇谋突破天险，才最终灭蜀。这一结果印证了司马懿的判断——非有破釜沉舟之策，难以撼动蜀汉根基。
四、战略优先级：东吴威胁的长期存在
在司马懿的决策框架中，东吴的军事压力始终高于蜀汉。自229年孙权称帝后，东吴对曹魏的攻势从未间断：
241年朱然攻樊城：率军围攻樊城，与曹魏守军激战月余，虽未攻克但严重牵制魏军；
246年诸葛恪攻六安：以精锐之师猛攻六安，迫使曹魏调集重兵防御。
相比之下，蜀汉在诸葛亮死后转为战略防御，对曹魏的威胁显著降低。司马懿作为曹魏最高军事统帅，必须优先应对东线战事。公元251年，他平定王凌叛乱后不久便病逝，终其一生未再对蜀汉用兵，实为战略资源分配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