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李绅以《悯农》二首闻名千古，“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至今仍被传颂。然而，这位曾以悲悯情怀关注农民疾苦的诗人，晚年却因奢靡残暴的官僚作风饱受争议。从寒门学子到权倾朝野的宰相，从“悯农诗人”到“酷吏贪官”，李绅的人生轨迹折射出唐代士人阶层在权力与道德之间的撕裂与挣扎。
一、寒门出身与早期理想：悯农情怀的根源
李绅（772—846年）出身于江南官宦世家，曾祖父李敬玄曾任中书令，但到其父李晤一代已家道中落。六岁丧父后，李绅随母亲迁居无锡乡下，目睹农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艰辛，这段经历成为他创作《悯农》的直接灵感。青年时期的李绅以“新乐府运动”倡导者自居，与元稹、白居易共同推动诗歌改革，主张“歌诗合为事而作”，其《新题乐府二十首》虽已失传，但据元稹记载，内容多针砭时弊，反映社会矛盾。
这一时期的李绅展现出理想主义者的特质：他拒绝依附权贵，曾因劝阻浙西观察使李锜谋逆而遭囚禁；在仕途初期，他任校书郎、国子助教等职，虽官职低微，仍坚持为百姓发声。他的《寒松赋》以松树自喻，赞颂“落落高劲，亭亭孤绝”的品格，暗示其早年对清廉自守的追求。
二、权力漩涡中的蜕变：从“李党”核心到酷吏典型
李绅的仕途转折始于“牛李党争”。作为李德裕派系的核心成员，他多次因政敌打压被贬，又因李党得势而复起。这种政治沉浮逐渐扭曲了他的价值观：
为官酷暴，民生涂炭
任淮南节度使期间，李绅横征暴敛，导致百姓“流徙避役”。《云溪友议》记载，其辖区民众为逃税甚至不惜断腕，可见苛政之烈。他主政河南时，对“危帽散衣、击大球”的纨绔子弟严加惩治，虽整顿了治安，却因手段残酷被时人诟病为“暴官”。
生活奢靡，背离初心
晚年李绅沉迷于享乐，传闻为求一道“鸡舌菜”需宰杀数百只鸡，仅取鸡舌，其余弃之不用。他广纳妻妾，甚至将爱妾赠予刘禹锡，留下“司空见惯”的典故。这种奢靡作风与其诗作倡导的节俭形成鲜明对比，被后世视为虚伪的典型。
吴湘案：滥用职权的铁证
845年，李绅任扬州节度使时，以“贪污”罪名处决江都县尉吴湘。但据《旧唐书》记载，吴湘仅贪污少量公款，且强抢民女情节存疑。此案实为李绅为讨好李德裕而罗织的冤案，后被朝廷平反。李绅因此被定性为“酷吏”，子孙不得仕宦。
三、历史评价的分裂：艺术成就与道德品行的悖论
李绅的形象在历史中呈现鲜明的双重性：
文学价值：作为新乐府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的《悯农》二首以通俗语言揭露社会矛盾，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经典；《追昔游诗》则以自传体形式记录个人经历，兼具史料与文学价值。
政治污点：他晚年依附权贵、滥用职权、生活奢靡的行为，使其成为唐代士人阶层堕落的象征。牛李党争的失败者（牛党）通过史书与笔记小说（如《云溪友议》）刻意丑化李绅，而《新唐书》等正史虽未完全采信这些记载，但仍指出其“治刚严，然奢靡不道”。
四、反思：时代与个人的共谋
李绅的蜕变并非个例，而是唐代中后期士人阶层普遍困境的缩影。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使朝廷陷入长期动荡，士人不得不通过依附权贵寻求晋升之路。李绅早年虽怀有理想，但在权力游戏中逐渐迷失：他既需要李党的支持以对抗政敌，又需通过严刑峻法树立权威，最终沦为体制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