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显是西汉时期臭名昭著的权宦，其身份在《汉书》《后汉书》等正史中均有明确记载——他是一位因罪受宫刑后入宫的宦官。这一身份不仅决定了其政治生涯的特殊性，更成为西汉宦官干政的标志性事件。
一、历史定论：宦官身份的双重印证
石显的宦官身份在史籍中有多重佐证。
其一，受刑背景：据《汉书·佞幸传》记载，石显“少坐法腐刑”，即因犯罪被处以宫刑。这一刑罚是汉代对严重犯罪者施加的阉割之刑，被处刑者失去生育能力，只能入宫服役。
其二，仕途轨迹：石显早年任“中黄门”，后升迁为“中尚书”，这些职务均为宦官专属。汉宣帝时期，他因精通律令、善于揣摩圣意，被提拔为“中书谒者仆射”，掌管机要文书。汉元帝继位后，石显更进一步，接替病逝的弘恭担任“中书令”，成为宦官集团的首领。中书令一职本为武帝所设，因宦官“无外党”便于皇帝控制，逐渐成为宦官专权的制度通道。
二、权力逻辑：皇帝信任与制度漏洞的双重驱动
石显的专权并非偶然，而是汉代政治制度与皇帝个人特质共同作用的结果。
制度层面：汉代中书机构本为皇帝近侍，负责起草诏令、传达政令。武帝晚年为加强集权，将中书令一职交由宦官担任，形成“内朝”决策体系。这一制度设计虽能提高行政效率，却为宦官干政埋下隐患。元帝时期，中书机构已垄断朝廷核心政务，石显作为中书令，实际掌控了“政事不论大小，俱为所决”的权力。
皇帝因素：汉元帝性格优柔寡断，且“被疾不亲政事”，沉迷音乐与声色之娱。他误以为宦官“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将朝政完全委托给石显。石显则利用这一心理，通过“造假演戏”“装可怜”等手段进一步巩固信任。例如，他故意在皇帝面前表现出“忧懑不食”的姿态，成功骗取同情，甚至获得“赏赐及众朝臣巴结之而送的礼资多达一万万”的巨额财富。
三、政治恶果：迫害忠良与吏治腐败的双重灾难
石显的专权直接导致西汉中后期政治生态的恶化。
打击异己：他以“腹诽”“谋反”等莫须有罪名，迫害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等忠直之臣。萧望之作为元帝老师，因建议罢黜宦官遭石显嫉恨，最终被逼自杀；周堪、刘更生则被废官禁锢，终身不得任用。此外，石显还通过“定其罪过”的手段，将京房、贾捐之、张猛等批评者处死或流放，形成“公卿以下大臣官员都非常害怕石显，不敢轻举妄动”的恐怖氛围。
结党营私：石显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成朋党，形成“牢梁呀石显呀，都是五鹿充宗的常客呀！在他们手中的官印是多么多！他们身上佩的绶带是多么长”的腐败集团。民间歌谣的讽刺，揭示了其权势之盛。凡依附石显者，均可获得高官厚禄；而反对者则被罗织罪名，甚至牵连家族。例如，冯奉世之子冯逡因揭发石显专权，反被罢免官职；御史大夫冯野王因是石显政敌之兄，被诬陷“亲近后宫嫔妃亲属”，失去晋升机会。
吏治崩溃：石显专权期间，西汉官场充斥着阿谀奉承之风。官员们为求晋升，纷纷向石显行贿，导致“货至一万万”的腐败现象。同时，石显通过“考功课吏法”等手段，打压异己，破坏正常行政流程。例如，他故意阻挠京房推行考课制度，导致“灾异不可息”，最终酿成“西羌反，日食，又久青无光”的天象异变。
四、历史教训：制度缺陷与人性弱点的双重警示
石显的覆灭，印证了宦官专权的不可持续性。汉成帝继位后，立即将石显贬为“长信中太仆”，剥夺其权力。石显在失势后“忧懑不食，道死”，其党羽牢梁、陈顺被免官，五鹿充宗被贬为玄菟太守。然而，石显造成的政治创伤已难以愈合——西汉吏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为王莽篡汉埋下伏笔。
这一历史事件揭示了两个深刻教训：
其一，制度设计需防范权力集中。汉代中书机构的宦官化，本质是皇帝为加强集权而牺牲制度平衡的产物。当权力失去制约，即使初衷是提高效率，最终也会演变为腐败的温床。
其二，人性弱点易被权力利用。汉元帝的优柔寡断与石显的狡诈阴险形成鲜明对比。皇帝对“忠诚”的误判，宦官对“信任”的滥用，共同演绎了一场权力悲剧。
石显的宦官身份，既是其个人悲剧的起点，也是西汉政治衰落的缩影。他的故事提醒后人：权力的诱惑与制度的漏洞，永远是历史周期律中最危险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