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绩（585—644），字无功，号东皋子，隋末唐初著名诗人，被后世誉为“五言律诗奠基人”。他出身河东王氏世家，自幼聪慧，11岁被隋朝权臣杨素称为“神童仙子”，却一生三仕三隐，最终以“薄葬”自撰墓志铭了却一生。其仕途沉浮与精神抉择，既是个人性格的写照，也是隋唐之际士人阶层精神困境的缩影。
一、仕途困顿：制度桎梏与能力错位的双重挤压
王绩的仕途起点颇高，却始终困于“才高位下”的悖论。隋大业元年（605年），他以“孝悌廉洁科”入仕，授秘书省正字，负责校勘典籍。这一职位虽属中枢，却仅为九品小吏，与王绩“治国安邦”的理想相去甚远。更关键的是，秘书省的工作要求严谨细致，而王绩“简傲嗜酒”的性格与之格格不入。据《旧唐书》记载，他任扬州六合县丞时，因“嗜酒不理政事”被弹劾罢官，实则是制度规范与个人散漫的激烈冲突。
唐代待诏制度虽给予王绩“日给酒一斗”的特殊待遇，但门下省的清要之职仍需遵循严格的礼仪规范。王绩曾坦言：“网罗在天，吾将安之？”这种对官场束缚的抗拒，本质上是儒家济世理想与现实官僚体系僵化的矛盾。贞观十一年（637年），他主动求任太乐丞，看似为酒，实则是试图在礼乐机构中寻找精神自由的空间，然而吏部“不合品级”的阻挠，再次暴露出科举制度下士人才能与职位的错配。
二、精神归隐：道家哲学与魏晋风度的双重投射
王绩的辞官行为，深刻烙印着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印记。他自号“东皋子”，取《诗经》“东皋舒啸”之意，效仿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隐逸生活。在《五斗先生传》中，他以“不拘束于洁行而招祸，不回避污秽而养精神”自喻，将辞官视为对“天罗地网”式官场的主动逃离。这种思想的形成，既源于河东王氏家族“儒道交融”的家学传统，也与隋唐之际三教合流的文化趋势密切相关。
更值得注意的是，王绩对魏晋名士风度的痴迷。他追慕嵇康“广陵散绝”的孤傲，效仿阮籍“穷途之哭”的放达，甚至在《醉乡记》中虚构了一个“其俗大同”的乌托邦，将饮酒升华为对抗世俗的精神武器。当焦革夫妇去世、美酒断绝时，他发出“天不使朕得醉乡耶”的悲叹，实则是魏晋精神在唐代士人身上的延续与变形。
三、健康危机：酗酒成癖与身体衰败的恶性循环
王绩的辞官，亦与长期酗酒导致的健康恶化密不可分。据《新唐书》记载，他“能饮五斗不醉”，任太乐丞期间“焦革妻常送酒”，这种依赖酒精的生活方式严重损害了身体。贞观初年，他因“足疾”罢官，实则是长期饮酒引发的神经损伤与代谢紊乱。更讽刺的是，王绩在《野望》中描绘的“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的田园图景，恰是他因健康问题无力为官后的精神写照。
这种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衰败，在唐代士人中具有普遍性。与王绩同时代的崔善为，虽以“历算精妙”得杨素赏识，却因“督造仁寿宫积劳成疾”而早逝。王绩的“三隐”，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以命换官”模式的反抗，他选择用隐居酿酒、修订琴谱等方式延续生命，而非在官场中透支自我。
四、历史回响：士人精神转型的唐代样本
王绩的辞官，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折射出隋唐之际士人阶层的集体困境。当科举制度逐渐取代门阀世袭，士人从“家族附庸”转变为“国家官僚”，却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王绩的“三仕三隐”，恰似一面镜子：他既无法像兄长王通那样“讲学河汾”以文化影响政治，也不愿如崔善为般“督造宫室”以技术服务于皇权，最终只能在饮酒与归隐中寻找精神平衡。
这种矛盾在王绩的诗歌中达到巅峰。《野望》中“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的迷茫，既是个人仕途失意的写照，也是整个时代士人精神漂泊的缩影。而他在《醉乡记》中构建的“醉乡”，则成为后世文人如李白“举杯邀明月”、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精神先声。
王绩的辞官，是理想主义在现实泥淖中的挣扎，是魏晋风度在唐代土壤中的变异，更是中国士人精神史上一次重要的转型尝试。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当制度无法承载理想，当健康无法支撑野心，归隐或许不是懦弱，而是对生命尊严的最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