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官制体系中，“参政”并非单一固定官职，而是随着朝代更迭不断演变的政治符号。这一称谓最早可追溯至唐代，历经宋、元、明、清各代，其职能与地位因时而异，却始终与皇权与相权的博弈紧密相连。从唐宋中枢决策的参与者，到明清地方治理的实权派，“参政”的演变轨迹折射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深层逻辑。
一、唐代：临时职衔的破局者
唐代“参政”的雏形源于“参知政事”这一临时职衔。唐太宗贞观年间，为削弱三省长官的宰相实权，强化皇权，政事堂会议逐渐成为最高决策机构。皇帝常为非宰相但能力突出的官员加封“参知政事”“同平章事”等头衔，使其得以参与政事堂议政。例如，贞观十三年（639年），李洎以黄门侍郎身份获授参知政事，成为首位以该职衔入阁的官员。
这一制度的设计极具政治智慧：通过临时职衔打破三省长官对宰相职位的垄断，使政事堂成为“宰相群”的议事场所。唐高宗以后，原本的宰相三省长官逐渐被排挤出政事堂，顶着临时头衔的官员反而成为实际执政者。至唐中叶，“参知政事”职衔逐渐废弃，但其分权制衡的逻辑已深深嵌入唐代政治体系。
二、宋代：副宰相制度的定型与巅峰
宋代将“参政”制度推向成熟。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为进一步分割宰相权力，正式设立“参知政事”一职，作为副宰相的定制。初期，参知政事不知印、不升政事堂，仅能辅助宰相处理政务。但至开宝六年（973年），其职权发生质的飞跃——参知政事开始与宰相同在政事堂议政，至道元年（995年）更获准与宰相轮班掌印，实际权力与礼遇已与宰相无异。
北宋名臣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均曾任此职。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时，以参知政事之位推动吏治改革，限制冗官、改革科举；王安石变法期间，同样以参知政事身份推行青苗法、募役法等革新措施。这一时期，由于宰相职位常设空缺，参知政事往往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其权力达到历史巅峰。
南宋时，“参政”与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以及枢密使、副使等职统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相当于常务副宰相。这一制度设计使宋代中枢权力形成“宰相—执政—谏官”的三角制衡结构，有效防止了权臣专政。
三、元明清：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下沉
元代，“参政”职衔进入地方行政体系。中书省设参政，位列平章政事、左右丞之下，为丞相副贰；行中书省则于丞相、平章、左右丞下设参知政事，掌管地方政务。明代沿袭此制，在各省布政使下分置左右参政，分守各道并分管粮储、屯田、军务等事务，为从三品官职。例如，洪武九年（1376年），明朝废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改参知政事为布政使，以参政为布政使之副职，形成“布政使—参政—参议”的地方行政层级。
清代初期，六部、理藩院曾设参政，后改称侍郎；乾隆十八年（1753年）后，地方布政使下不再置参政。至此，“参政”作为地方实权官职的历史正式终结。
四、制度内核：皇权与相权的永恒博弈
“参政”制度的演变，本质是皇权与相权博弈的产物。唐代通过临时职衔打破宰相垄断，宋代以常设副宰相分割相权，元明清则将参政权力下沉至地方，形成“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动态平衡。这一过程中，“参政”始终扮演着制衡者的角色：
权力分割：通过增设副职稀释宰相权力，防止权臣坐大。例如，宋代参知政事与宰相轮班掌印，形成“双首长制”。
决策参与：作为中枢决策层成员，参政需对军国大事提出意见，如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参知政事张浚、陈去非分治吏、礼、兵房与户、刑、工房，实现政务专业化分工。
地方治理：在地方行政中，参政承担具体事务管理，如明代参政分管粮储、屯田，确保中央政令在地方的有效执行。
五、历史回响：制度遗产与现代启示
“参政”制度虽已消逝于历史长河，但其分权制衡的理念仍具现实意义。宋代通过参知政事与宰相的轮班制、分治省事等设计，构建了相对科学的决策体系；明代参政对地方事务的精细化管理，为后世提供了行政分权的范例。更值得深思的是，这一制度始终围绕“强化皇权”展开，其兴衰沉浮印证了历史学家钱穆的论断：“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唯一可赖者唯皇权。”
从唐代的临时职衔到宋代的副宰相定制，再到元明清的地方实权派，“参政”的演变轨迹恰似一部微缩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它告诉我们：任何官职的设置，都是权力结构调整的产物；而制度的生命力，终将取决于其能否适应时代需求，在集权与分权、效率与公平之间找到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