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西周初年，周公选择在伊、洛盆地的“天下之中”，建设成周洛邑，从思想理论、伦理道德和地理方位实践上最早认识了“东西南北中”“五方”之“中”的都城中心地位，从地理位置上提出了都城必居“天下之中”的概念，第一次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内涵上确立了都城选址居中的重要标准和基本原则。
把都城建于国土之中，既是控制天下的原点，从政治、军事上形成对天下的有效控制，又有利于对全国四方有力的控卫，显示出帝王至高无上的尊严，还便于政令迅速通达，地方朝觑和交纳贡赋，体现“王业不偏安”积极向上的思想，符合中国社会以和谐为主旨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大业元年（605年）三月，隋炀帝帝下诏令杨素、杨达、宇文恺营建东都，论刑政得失时，所提到“关河重阻，无由直达。联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仍是在强调炀帝君临天下的中心地位，只有建都居天下之中的洛阳，他才能通过巡游有效巩固自己至中、至尊的地位。
必要原因
都城的确立，虽要考虑历史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地理的等多种因素，但首要考虑的还是经济因素。没有充足的物质供应，就不可能形成全国的经济中心，也就不可能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秦汉建都关中，正是以关中为基本经济区而保证了首都的物质供应。但在西汉之后，因长安在战乱中遭到破坏，刘秀建都洛阳。由于关中八百里秦川面积有限，当关东黄、淮大平原的田野渐渐开垦出来后，关中农业经济区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开始下降。
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期间，黄河流域战乱频繁，作为关中农业命脉的郑国渠、白渠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又因河床下切，灌溉面积减少四分之三，严重时甚至减少十分之九，“和汉代相比，减少三万八九千顷之多”。导致产量急剧下降，使关中长安的粮食供应发生困难，不得不仰赖于关东农业经济区槽运来的粮食。
几百年间，关中已成为胡、羌杂居地区，关中战乱水利失修，北方正统和大量汉人南迁，也“使得四川与长江下游能逐渐得以开发，兴起了一个与北方抗衡的江南经济区”。
至隋代，特别是灭陈统一中国后，“地狭人繁”的关中渭河的粮食，已远远不能满足庞大的中央政府增多的官吏、驻军和增加的人口需要，供应极端困难。东南粮食可以转输于洛阳，但转输至长安得改用陆路绕过三门天险，既运粮有限，又耗费耗时，得不偿失。
开皇十二年（592年），“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人民吃饭穿衣的问题已无法解决。一遇灾荒，连长安中央政府的官员吃饭都出现了问题。如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人饥”，隋文帝只得亲“率户口就食于洛阳”，到富庶的关东经济区的洛阳解决吃的问题，并“令百姓就食，从官并准见口粮贩给，不以官位为限”，成为名副其实的“逐粮天子”，这些都显示出当时洛阳的经济地位已远远超过长安。
临近山东河北与江南等产粮区的洛阳更是交通、经贸的中心。统一以后，仅靠584年修的广通渠之遭运山东之粮已无法解决关中的粮食问题，还必须充分利用江南的物质，把东都洛阳作为经济政治中心，以保证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
主观原因
营建东都原因。以前，有许多学者谈到隋炀帝营建东都的原因，多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客观原因，却未提及其迁都的主观原因。这一原因在今本《杂记》中有所反映：“时有术人章仇太翼表奏云：陛下是木命人，雍州是破木之冲，不可久住。开皇之初，有童谣云：修治洛阳还晋家。陛下曾封晋王，此其验也。帝览表怆然，有迁都之意。即日，车驾往洛阳。改洛州为豫州。”
《资治通鉴--隋纪四》亦有类似记载。“不可久往”之义，胡三省注：“木旺在卯，雍州在西，酉位也，故为破木之冲。洛阳为中土之地，适合木命人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