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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为什么建都洛阳

作者:Marshall2022-07-03      来源:历史资料网

早在西周初年,周公选择在伊、洛盆地的“天下之中”,建设成周洛邑,从思想理论、伦理道德和地理方位实践上最早认识了“东西南北中”“五方”之“中”的都城中心地位,从地理位置上提出了都城必居“天下之中”的概念,第一次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内涵上确立了都城选址居中的重要标准和基本原则。

把都城建于国土之中,既是控制天下的原点,从政治、军事上形成对天下的有效控制,又有利于对全国四方有力的控卫,显示出帝王至高无上的尊严,还便于政令迅速通达,地方朝觑和交纳贡赋,体现“王业不偏安”积极向上的思想,符合中国社会以和谐为主旨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大业元年(605年)三月,隋炀帝帝下诏令杨素、杨达、宇文恺营建东都,论刑政得失时,所提到“关河重阻,无由直达。联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仍是在强调炀帝君临天下的中心地位,只有建都居天下之中的洛阳,他才能通过巡游有效巩固自己至中、至尊的地位。

必要原因

都城的确立,虽要考虑历史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地理的等多种因素,但首要考虑的还是经济因素。没有充足的物质供应,就不可能形成全国的经济中心,也就不可能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秦汉建都关中,正是以关中为基本经济区而保证了首都的物质供应。但在西汉之后,因长安在战乱中遭到破坏,刘秀建都洛阳。由于关中八百里秦川面积有限,当关东黄、淮大平原的田野渐渐开垦出来后,关中农业经济区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开始下降。

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期间,黄河流域战乱频繁,作为关中农业命脉的郑国渠、白渠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又因河床下切,灌溉面积减少四分之三,严重时甚至减少十分之九,“和汉代相比,减少三万八九千顷之多”。导致产量急剧下降,使关中长安的粮食供应发生困难,不得不仰赖于关东农业经济区槽运来的粮食。

几百年间,关中已成为胡、羌杂居地区,关中战乱水利失修,北方正统和大量汉人南迁,也“使得四川与长江下游能逐渐得以开发,兴起了一个与北方抗衡的江南经济区”。

至隋代,特别是灭陈统一中国后,“地狭人繁”的关中渭河的粮食,已远远不能满足庞大的中央政府增多的官吏、驻军和增加的人口需要,供应极端困难。东南粮食可以转输于洛阳,但转输至长安得改用陆路绕过三门天险,既运粮有限,又耗费耗时,得不偿失。

开皇十二年(592年),“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人民吃饭穿衣的问题已无法解决。一遇灾荒,连长安中央政府的官员吃饭都出现了问题。如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人饥”,隋文帝只得亲“率户口就食于洛阳”,到富庶的关东经济区的洛阳解决吃的问题,并“令百姓就食,从官并准见口粮贩给,不以官位为限”,成为名副其实的“逐粮天子”,这些都显示出当时洛阳的经济地位已远远超过长安。

临近山东河北与江南等产粮区的洛阳更是交通、经贸的中心。统一以后,仅靠584年修的广通渠之遭运山东之粮已无法解决关中的粮食问题,还必须充分利用江南的物质,把东都洛阳作为经济政治中心,以保证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

主观原因

营建东都原因。以前,有许多学者谈到隋炀帝营建东都的原因,多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客观原因,却未提及其迁都的主观原因。这一原因在今本《杂记》中有所反映:“时有术人章仇太翼表奏云:陛下是木命人,雍州是破木之冲,不可久住。开皇之初,有童谣云:修治洛阳还晋家。陛下曾封晋王,此其验也。帝览表怆然,有迁都之意。即日,车驾往洛阳。改洛州为豫州。”

《资治通鉴--隋纪四》亦有类似记载。“不可久往”之义,胡三省注:“木旺在卯,雍州在西,酉位也,故为破木之冲。洛阳为中土之地,适合木命人居住。”

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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