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地令是清初满洲贵族入关以后，清廷纵容满洲贵族圈地占为己有，收敛财富的一项土地政策。顺治元年顺治帝“设指圈之令”，“命给事中御史等官履勘畿内地亩，从公指圈。其有去京较远，不变指圈者，如满城、庆都等24州县无主荒地，则以易州等处有主田地酌量给旗，而以满城等处无主地不给就近居民。凡民间坟墓在满洲地内者，许其子孙随时祭扫3年。
所谓“履勘”，事实上即不“履”，也不“勘”。而是“跑马圈地”，马力所至就是“从公指圈”的范围。圈地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将近京肥沃土地圈给清贵族，另外，圈山海关以外地让农民耕种叫“圈补”；二是原来圈占地离京太远，或因“碱盐不毛”地，来补还近京被圈农民叫“全换”；三是凡明王室所遗留皇庄各州县“无主荒田”，一律划归满洲贵族和八旗官兵，叫“圈占”。
从上述三种圈地的形式可以看出，所谓“圈地”，就是强占田地，圈以标志。圈地令虽说只拨无主荒田和前明亡殪的皇亲国戚之田，事实上前明的许多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土地已归农民所有。清廷颁布圈地令，实际上抢夺霸占了农民在起义中得到的土地。随着后来进关的满族官员和士兵人数大增，满族贵族刚入关时圈占的土地已经不够分配。
于是，圈地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发展成不管土地有主无主，官府都任意地大规模圈占。在短短的时间里，近京五百里内，东起山海关，西到太行山，南至河涧，北至长城的广大地区内，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共圈占166600余顷。以直隶密云县为例，原有土地2733顷，竟被圈占抢夺走2151顷；又玉田县原额民地为5216顷，经圈占只剩下617顷。由这种方式在各地强劫来的土地，分别划归皇庄、宗室官庄、八旗官庄、驻防官庄，总计面积共达229639顷37亩有余。
圈地令的推行，使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数满洲贵族手中，迫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或投入满洲贵族家为奴，或流亡他乡，由此激化了统治者和农民的矛盾。顺治四年一个上谕说：“今闻被圈之民，流离失所。”被圈占最多的是近畿各州县民田，如文安县：“顺治五年六年，因圈占拨补，失业流民甚多”；蓟州：“州地自圈占后，民多失业。”
康熙八年的一个上谕说：“比年以来，复将民间田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衣食无资金，流离困苦。”这种情形既然连统治者都已无法隐讳，则农民的实际困苦当然要比统治者所肯承认的严重得多了。而被圈去的良田或被改为牧场，或由于生产技术低下，使产量降低，大大破坏了农业生产。面对这些严重问题，官府不得不采取措施。
康熙八年正式下达了停止圈地的命令，宣布把当年所圈占的土地退还原主。《皇朝政典类纂•天赋》载令：“嗣后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圈房地，悉令还给民间。”诏令颁布后，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激化的民族和阶级的矛盾。光绪朝《畿辅通志》云：康熙二十四年又正式规定，民间所垦田亩，“自后永不许圈”。圈地这种赤裸裸的抢夺，前后历时达百年之久，直到乾隆四年，方才最终下令停止。
圈地令的过程是残酷的，它使得大量的实际占有土地的地主、农民失去土地，使大批农民或流亡失所或成为满洲贵族的家奴，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但圈地令也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它使得自给自足的自耕农作业变成了集体农奴制的作业，在客观上也实现了土地的开垦、耕种和粮食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