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繁花》表现的主题是宏观大历史下小人物随波逐流的命运无常的无奈，如张爱玲、王安忆等海派作家那样，在作品中呈现的，是无论沧海桑田、风云变幻，却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恒定的、琐碎的、精细的、世俗的市民传统，并在这种琐碎和精细中展现最真实的生活本相。
《繁花》用自己腔调和言说印记来发现并肯定日常经验和平凡物事“诗意”和“史意”，文中对于写上海日常生活的描写存在着内在的连续与变化，而这个过程实际上也表现了作者金宇澄对上海精神及对上海生活的理解的变化过程。
上海精神的真正内涵应该是一个丰富的、充满着内部紧张的、动态的过程。正是在这个动态的、不同阶层共同参与的、互动的过程中才构成了历史中真实的上海。
《繁花》更贵之处是对上海普通民众和饮食男女的重新建构，通过对三个年代的市民群像刻画，还原上海市民的整体面貌，并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进行了精神批判，通过物质性的触底的书写，还原上海城市生活“城市与人”的本相。
《繁花》越过钢筋水泥，越过肤浅的描摹与媚俗，以日常叙事的传统，以扎根于城市之中的方式，以城市书写的夹层直以来被遗忘被忽视的普通市民阶层群体为对象归还世俗生活原有的空间，归真于日常，成就了一部特点鲜明，和当下的小说完全不一样的关于城市文学的长篇。
《繁花》书写了三代人物，各个人物的身份、家庭背景、主要活动空间、性格脾性都各有不同，作者在碎片化的描摹中展现了一幅完整的上海人生活图景，深刻详实地映射着其背后的时代变迁。
在各种政治之风中，农民们面对的是最直接的饥饿与身体之痛，而城市里的普通市民，更多的在承受精神煎熬——作为无产阶级工人队伍最强大、资产阶级也同样数量最多的城市，作为曾经风华绝代的上海，在一系列变故之中，更显得风雨飘摇。《繁花》是一部上海市民心灵史，也是上海的成长史，且是一部痛史。
艺术手法
《繁花》以蒙太奇式的镜头画面给了许多和故事联系不那么紧密的东西，或者说没必要交代的地名、路线，不必须写清的物件收藏。金宇澄切切实实记下一街一景，把《繁花》写成了“物质生活史”一一通过基础的物质存在，写出了上海生活历史的变化。
以具体的地名为坐标，如写生一般来描写上海这座城市，更使小说中的人物真实可感，具体的活动场所、详细的活动路线，反复出现的地名、建筑物名，每个人物每个事件甚至每条路线都昭示着作者的用心，倾注着作者的情怀。
《繁花》融合了福克纳和川端康成两位大家的写作特点，将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置于交错的时空里展开进行，作者的笔尖扫过上海的各式地方，呈现出蒙太奇式的镜头美感，“话本体”的写作方式回归传统，又不乏现代元素的融入，交错的时空线营造出十足的画面感、镜头感，把上海描写的十分接地气却又不失风情。
沪语思维下的创作则给整篇小说添上了浓浓的上海风味，并在语言方面也克服了南方作家面对普通话的叙事困难，实现了对北方语言的垄断地位的突围，使南方语言得以从书写边缘地带向中心靠拢。
《繁花》某种意义上正启示着新的书写方式，在叙事方式上，金宇澄以“说书人”自居，恰恰是回到了古代城市之中说书，需要说书人，需要被言说的作品，需要特定的场域，需要足够的观众，摆脱说书人的叙事方式”成为彼时对创新的赞美，破旧立新的重要手段，是复归也是创新，可以说是另一种文本的实验。
《繁花》在叙述上运用普通话，而在人物对话时却用吴语方言。《繁花》采用了上海话本方式，也避免外地读者难懂的上海话拟音字，显现江南语态的叙事气质和味道，脚踏实地的语气氛围。
小说从头到尾，以上海话思考、写作、最大程度体现了上海人讲话的语言方式与角度，整部小说可以用上海话从头读到尾，不必夹带普通话发音的书面语，但是文本的方言色彩，却是轻度，非上海语言读者群完全可以接受，可用普通话阅读任何一个章节，不会有理解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