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三年，赵匡胤在太庙寝殿的夹室里立下了誓碑。天历史资料小编带来了一篇文章，希望你们喜欢。
关于著名的宋太祖誓碑，现今已经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说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在宋朝皇宫内皇家祭祖的地方摆了有那么一块誓碑，誓碑上刻的有几条誓言，内容很让人钦佩，也一直是宋太祖赵匡胤仁义之君的代表证据，几乎已经成为真相，誓碑上面的内容主要有三条：
(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某著名百科里也是引用了这一说法，不过把这个誓碑的内容放在了最后，为什么?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个誓碑和上面的内容是真实存在的，正史里面是没有宋太祖誓碑和誓言的相关记录的，记载这个东西的全是野史和笔记，因此以严谨著称的某百科只能是把他放在最后，作为一种宋朝仁政证明的参考资料。
最早出现的宋太祖誓言文字记录是在曾跟随宋徽宗一起被俘的宋朝大臣曹勋所著的《松隐集》里面："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曹勋也是最早从宋徽宗口中接过这话的传播人，然后经过众多的传播和演变，这个誓言的内容到陆游著《避暑漫抄》时完成了最终的转换，即现在大家都认同的三条宋太祖誓言。
现在对于此事，很多研究者提出了相当多的疑点，最主要的就是质疑那块刻有誓言的誓碑到哪去了?这玩意没法销毁， 正在抓紧时间抢劫的金兵也不会无聊到花费精力把它运送出来推到河里沉掉，如今是誓言到处传播，誓碑却毫无声息，没有载体，这个所谓刻在誓碑上的誓言是否可信?
传说中的誓碑是存放在东京汴梁皇宫中的太庙中，有研究学者考证，北宋时期皇室曾多次翻修和扩建太庙，而太庙中也无有任何夹层，无法隐藏其中的大型物体，可在不断的修缮扩建中，负责此事的宗正寺官员和修缮的工匠们却从不知道有这么一块誓碑。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在北宋的传播母体是从宋仁宗时期开始有模有样，主导这种态度的是大臣而不是皇帝，宋仁宗时，皇帝想杀放纵盗贼横行的高邮知军姚仲约，范仲淹带头出来抵制，而且他也很明确地表示出担心，担心皇帝开了杀戒的话，以后士大夫们不好混了。
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它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
到宋神宗时，因为边疆用兵失败，宋神宗想杀人，杀一个运送后勤不力的官员，并在公文中亲自做了批复，也就是说，宋神宗已经下了杀人的命令，可宰相蔡确和门下侍郎章淳跳出来阻止，不但阻止，还当场以祖制为由指责宋神宗不该这么干：
明日，宰相蔡确奏知，上曰：“昨日批出斩某人，已行否?”确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确曰：“祖宗以未尝杀士人臣事，不意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厉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一直到宋神宗为止，所谓的"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制都是从群臣口中表达出来，他们潜意识里已经把从宋太祖开始不轻杀官员的行为当成了皇室必须遵从的祖制，还用这个说法不断地给皇帝们洗脑，结果到了宋哲宗时，皇帝也就信了，但是非常不甘心，他也想杀大臣杀不了：
曾布言：“祖宗以来，未尝诛杀大臣，今焘更有罪恶，亦不过徙海外。”上曰：“祖宗未尝诛杀大臣，今岂有此?”
也就是说，北宋的皇帝们从来没有主动说出过有不杀士大夫或大臣的这么一条祖宗家法，而是士大夫集团默契的根据以前皇帝对他们的善待，强行给皇帝们洗脑，让他们认同了有这么一条祖制，目的当然是迫使皇权彻底放下对他们的屠刀，而他们就能更愉快的抵制皇帝不同的政见。
如果有太祖誓碑和誓言，皇帝至少是会主动表态祖制的事，皇帝没表态，士大夫们却主动给皇帝加了这么一条祖制算什么?士大夫集团长时间的宣扬祖制不得擅杀士大夫或大臣，皇帝们也没法主动去驳斥这个看上去很美的善政，到了南宋时，就有了所谓誓碑上的誓言传播开来，且有了让大多数人相信的群众基础。
以上的说法大多是现代的一些历史研究者们考究出来的一些证据，除此之外，本文以这三条誓言出现时的南宋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生态来表达一些小编对此的看法。
第一：宋徽宗希望有人能劝说或者逼迫赵构救他出牢笼，所以给了他们一道护身符
誓碑及誓言的第一讲述人是曹勋，他在靖康之变时被金国俘虏，半路上找准机会逃回南方，当然，还有可能是金国故意放归，而放归的条件是得到他的效忠，让他到南方去做暗子，曹勋回到南方后马上跟赵构说了有太祖誓言。
然后曹勋是极力主张赵构召募敢死队，从海上偷袭金国的五国城，目的是救回宋徽宗以及宋钦宗，也就是说，如果曹勋不是金国故意放回来的奸细，那他也是个铁杆的迎回"二圣"派，他是进士出身，是个聪明人，绝对知道他的主张是赵构不能认同的。
曹勋提出这个建议后，马上就被赵构外放，整整九年都没有给他升官，在这期间他想换个地方任职都不被允许，也就是说，他其实是被监视居住的，如果曹勋没有公开说这个太祖誓言，没准就会被赵构杀掉，再回头来看史书记载的宋徽宗和曹勋说的话：
谓勋曰：“不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书领中曰：“可便即真，来救父母。”并持韦贤妃、邢夫人信，命勋间行诣王。又谕勋：“见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举行之，毋以我为念。”又言“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
宋徽宗虽然把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可绝对不缺乏政治头脑，他首先是要曹勋回去确认是不是赵构当上了皇帝，可他也清楚地知道，皇权之下无亲情，曹旭带着他的意见回去，生死还很难说，也担心曹勋出于安全考虑，未必敢逼着赵构来救自己，所以，送了曹勋一道护身符，也就是所谓的太祖誓言。
第二：从北方南归的官员们杜撰和修饰出来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
宋太祖誓言从出现到最终确定是有着变化的，也就是人为的修饰过，那么在当时宋、金两国敌对的政治形势下，谁最担心被整治?主要就是从北方逃归和被金国主动放回的南归大臣，从气节上来说，他们是德行有亏的，而且保不准其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金国的奸细，这些都很容易成为政敌们攻击的把柄，何况他们返回是和南方的士大夫集团抢夺政治资源来的。
因此，南归派是最需要有这么一条公认的祖制来保障他们的人生安全。而南归大臣里面最拔尖的是谁?是千年以后名声都很臭的秦桧，他主导南宋朝政长达二十多年，即便是他的主和政策是宋高宗需要的，可臣权大于君权到底是很犯忌讳的，宋高宗又不是不敢杀人，那么秦桧是不是也需要为自己和秦家后人安排一份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南归派官员曹勋带回来的宋太祖誓言就很好的被他们使用起来，而且合力推波助澜，非南归派的官员对此也不会反对，毕竟这是对大家都有利的好东西，除了皇权在宋太祖誓言的警示下会得到一定的削弱，士大夫集团是占了大便宜的，因此，所有的士大夫都慢慢的参与到证实这个誓言的过程中来，各种引经据典就是为了坐实这个事。
第三：南宋的几位皇帝因为各自的政治需要默认这种说法的传播，达到收买人心的目的
赵构在皇帝任上是杀过不少大臣的，有张邦昌这样的当过金国傀儡皇帝的二五仔，也有欧阳澈这样伏阙上书的主战派平民，还有陈东这样的太学生，更不要说曾担任过枢密副使的岳飞这样的大臣，杀陈东和岳飞都是纯粹的政治杀害，那么其他官员是否如范仲淹一样担心也有这么一天?赵构为了缓和这种隐藏的矛盾，在皇位稳固后应该会允许太祖誓言的存在。
赵构之后继任的宋孝宗赵昚早先只是个普通宗室，基本上就是平民了，他是没有任何班底的，即便确认了皇位继承人的位置，赵构也不会允许他大张旗鼓的培养班底，赵昚又是个有理想的皇帝，上位后一力主张北伐收复失地，在没有嫡系班底的情况下，他也应该会默认不杀士大夫的誓言以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
南宋的另一位皇帝宋理宗赵昀也是如此，他本来就是权相史弥远从民间找到的落魄宗室，当上皇帝后不理朝政，一心享受，全靠士大夫们支持他坐稳皇位，帮助他治国，在他之前可是有宋光宗赵惇因为和大臣们关系紧张，而被迫禅位的先例，所以宋理宗肯定也是支持太祖誓言存在的，这样会让士大夫集团衷心的支持他安安稳稳地坐在上面。
综上所述，宋太祖誓碑以及誓言从出现到定型是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的，因为各自的难言之隐，北宋的皇帝们是被动的接受这个理念，宋太宗得位有疑点，以叔代侄的行为需要遮掩，开始大力拉拢有着舆论控制权的士大夫集团，宋真宗在“澶渊之盟”后害怕世人说他对异族妥协，也需要士大夫集团帮助他洗掉不好的名声，也是他做“劝学诗”无限制的抬高读书人的地位。
宋仁宗登基初期处在太后刘娥的阴影下，士大夫集团集体为他保位，宋仁宗后来要不要记得这个恩情?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大多数士大夫保守派都反对，他需不需要和他们缓解紧张的对立情绪?宋哲宗时，党争已成，士大夫集团分成两派，互相之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贬斥，当然会在不杀士大夫一事上保持默契，方便别人也是方便未来不清楚的自己，这些因素导致以上这些皇帝都需要所谓的祖制存在。
到宋徽宗执政，士大夫集团根本就已经势大难治，祖制不杀士大夫的说法已经深入人心，宋徽宗迫不得已起用太监来抗衡士大夫集团，效果还很不错，至少从皇权的权威性来说，宋徽宗当皇帝时是仅次于宋太祖和宋太宗的，如果不是后来被金国灭了国，从掌握皇权的角度来说，宋徽宗这个皇帝比他的兄长、父亲等等都要合格得多。
南宋在宋高宗之后，继任的皇帝全是宋太祖的嫡系子孙，外部有金、蒙的严重威胁，因此更需要南方士大夫集团的支持，何况传播开来的祖制的创造者还是他们这一脉的老祖宗赵匡胤，他们就更加乐得利用这个祖制和士大夫集团和谐共处，不管是南归派官员刻意制造也好，也不管这条祖制是不是士大夫集团从北宋时期就开始的集体伪造，反正对于南宋的皇帝们来说，对自己坐稳皇位有帮助就行，就必须大加支持。传到今天，宋太祖誓碑的真伪并不重要，广泛传播的誓言内容也契合宋朝皇帝们一直以来延续的执政态度，所以，即使没有誓碑和誓言，它其实也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