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8年正月，西汉王朝的泰山之南突现异象：一块高约五尺、周长达四十八围的巨石自行竖立，深埋地下八尺，三块巨石稳稳支撑其下；与此同时，昌邑社庙中枯死的社木奇迹般复活，长安上林苑的枯柳重获生机，其叶片被虫啃食后竟排列成“公孙病已立”五个字。这些超自然现象引发朝野震动，而符节令眭弘的惊世预言，更将这场异象推向政治风暴的中心——他断言“当有匹夫为天子”，并上书汉昭帝，劝其效仿尧舜禅让帝位。这场看似荒诞的劝谏，实则是西汉晚期政治格局、思想冲突与权力博弈的集中爆发。
一、异象背后的政治预言：眭弘的“天命推演”
眭弘，字孟，鲁国蕃县（今山东滕州）人，早年师从《春秋公羊传》大家嬴公，后以明经科入仕，官至符节令。他深受董仲舒“君权神授”思想影响，认为王朝更迭必与天地异象紧密相连。面对泰山巨石自立、社木复苏、柳叶显字等连环异象，眭弘结合《春秋公羊传》的“灾异谴告”理论，推演出以下结论：
石柳为阴，象征平民：巨石与枯柳均属阴性，预示新天子将出自民间；
泰山为祭天之地，象征改朝换代：巨石自立于此，暗示汉室气数将尽；
社木复苏与“公孙病已立”：昌邑社木枯而复生，结合柳叶字迹，指向衰落的公孙氏家族（汉宣帝刘病已为戾太子刘据之孙，刘据为汉武帝长子，属公孙氏）将复兴。
基于这一推演，眭弘上书汉昭帝：“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他主张汉昭帝主动退位，将帝位让给贤能之士，自己退居百里之地，以顺应天意。
二、霍光的雷霆震怒：权力敏感与政治清洗
眭弘的奏章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直击西汉王朝的核心权力结构。当时，汉昭帝年仅17岁，朝政实权掌握在托孤大臣霍光手中。霍光对眭弘的预言极为恐慌，原因有三：
禅让主张挑战皇权合法性：在封建君主制已高度稳固的西汉，禅让论无异于否定汉室天命，动摇统治根基；
异象指向霍光专权：眭弘的预言若被解读为“霍光将篡位”，将引发朝野对霍氏集团的猜忌；
霍光的政治需求：霍光正通过控制汉昭帝巩固权力，绝不容许任何威胁其地位的言论存在。
据《汉书·眭弘传》记载，霍光以“妄设袄言惑众，大逆不道”为由，将眭弘及其代书上书的好友赐一并处死。这场审判迅速而残酷，眭弘的弟子严彭祖、颜安乐等虽未受牵连，但西汉经学界自此对“灾异谴告”理论慎之又慎。
三、预言的“自我实现”：汉宣帝即位与历史巧合
眭弘的预言虽以悲剧收场，却意外成为西汉晚期政治变革的预言。五年后（公元前74年），汉昭帝驾崩，霍光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仅27天后即以“荒淫无道”为由废黜，转而从民间寻回戾太子刘据之孙刘病已（即汉宣帝）继位。这一选择与眭弘的预言高度吻合：
“匹夫为天子”：汉宣帝幼年曾囚狱中，后在民间长大，符合“匹夫”身份；
“公孙病已立”：汉宣帝本名“刘病已”，与柳叶字迹完全一致；
公孙氏复兴：汉宣帝即位后，戾太子刘据一脉得以平反，公孙氏家族重获荣耀。
或许因预言的“应验”，汉宣帝即位后特召眭弘之子为郎官，以示纪念。这一举动既是对眭弘学术贡献的肯定，也隐含对“天命”的敬畏。
四、历史回响：眭弘之死的多重解读
眭弘的悲剧，是西汉晚期政治、思想与权力交织的缩影：
思想冲突：眭弘代表的“灾异谴告”学说与霍光维护的皇权正统性激烈碰撞，折射出儒家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困境；
权力博弈：霍光对眭弘的镇压，本质是排除异己、巩固权力的手段，与禅让论本身无关；
历史巧合：眭弘的预言虽具前瞻性，但其“应验”更多是霍光权力运作的结果，而非天命所归。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评价：“眭弘、盖宽饶之死，非以其说为逆，实因霍光专政，恐人疑己篡位，故牺牲之耳。”这一论断揭示了眭弘之死的深层逻辑：在权力至上的封建时代，任何威胁统治稳定的思想或言论，都将被无情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