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之争（公元前206年—公元前20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权力更迭事件之一。西楚霸王项羽以“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勇武横扫秦军，却在四年内被市井出身的刘邦反超，最终自刎乌江。这场战争的结局，既非单纯的军事较量，更是政治智慧、用人策略与民心向背的全面博弈。通过梳理历史脉络，项羽的失败可归结为以下核心原因。
一、政治短视：从“反秦盟主”到“众叛亲离”
1. 分封失衡激化矛盾
项羽在彭城分封十八路诸侯时，完全违背了“论功行赏”的政治逻辑。他将关中这一战略要地分给秦军降将章邯、司马欣等人，却将刘邦封至偏远的巴蜀（今四川盆地），并命其“永不得出汉中”。这种安排既未安抚反秦主力，又为刘邦日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埋下伏笔。更致命的是，项羽将楚怀王熊心（义帝）迁至郴州（今湖南郴州）并暗中杀害，彻底丧失了“尊王攘夷”的政治合法性。刘邦以此为借口，联合诸侯组成反楚联盟，使项羽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
2. 迷信武力忽视政权建设
项羽始终以“霸王”自居，却未建立中央集权体系。他分封的诸侯国各自为政，甚至出现“田荣自立齐王”“陈馀复立赵歇”等叛乱。相比之下，刘邦入关后“约法三章”，废除秦朝苛法，赢得关中民心；称帝后更通过郡国并行制巩固统治。项羽的“以力服人”最终演变为“以力制人”，导致统治基础极其脆弱。
二、用人失当：从“猛将如云”到“孤家寡人”
1. 刚愎自用错失良才
项羽的军事才能毋庸置疑，但其用人策略堪称灾难。韩信曾在其帐下任执戟郎中，多次献策“包举天下，并吞诸侯”，却被项羽嗤之以鼻；陈平因“受金贿赂”遭项羽猜忌，转投刘邦后成为关键谋士；范增作为唯一谋士，在鸿门宴上力主杀刘邦，却因项羽优柔寡断错失良机，最终范增愤而离世，临行前痛斥：“竖子不足与谋！”
2. 任人唯亲导致内耗
项羽的核心团队以项氏宗族为主：叔父项伯在鸿门宴上暗中通风报信，使刘邦逃脱；堂弟项庄在宴会上“舞剑助兴”却未能成功刺杀；大将龙且虽勇猛，却在潍水之战中被韩信“水淹七军”。反观刘邦阵营，萧何坐镇关中筹措粮草，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韩信“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形成“汉初三杰”的黄金组合。项羽的“家族式管理”与刘邦的“人才开放政策”形成鲜明对比。
三、战略失误：从“以少胜多”到“疲于奔命”
1. 鸿门宴错失战略机遇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56万联军攻占彭城，项羽仅带3万精骑回师，半日之内斩杀汉军十余万，创造军事奇迹。然而，这场胜利未能转化为战略优势。项羽未乘胜追击，反而放任刘邦退守荥阳（今河南荥阳），导致楚汉进入拉锯战。若项羽在鸿门宴上采纳范增建议杀刘邦，或彭城之战后直捣关中，历史或将改写。
2. 垓下之围暴露战略僵化
公元前202年，刘邦联合韩信、彭越形成对项羽的包围圈。韩信在垓下（今安徽固镇）布下“十面埋伏”，张良用楚歌动摇楚军军心。项羽此时仍坚持“正面决战”，拒绝分兵突围或渡江重整，最终陷入“兵少食尽”的绝境。其战术上的勇猛无法弥补战略上的短视，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评：“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
四、民心尽失：从“屠城暴虐”到“无颜见江东”
1. 屠城政策引发全民反抗
项羽的军事行动伴随极端暴力：攻破襄城后“皆坑之”；进入咸阳后“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平定齐国叛乱时“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这些行为与刘邦“勿掠”的军令形成强烈反差。据《史记》记载，楚军所过之处“民皆叛之”，而汉军“所过毋得掠卤”，民心向背由此可见。
2. 乌江自刎的象征意义
项羽逃至乌江（今安徽和县）时，乌江亭长劝其渡江重整旗鼓，他却以“无颜见江东父老”为由拒绝。这一选择既是个体英雄主义的悲壮写照，也暴露其政治理念的彻底失败——他始终未能理解“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真理，宁愿以死亡维护尊严，也不愿面对现实重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