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用编年体撰写的通史。它是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费时十九年而完成的长篇巨著。
这部史书有许多特点和优点，为我国历代史家所称道，不仅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也对日本史学的发展及其政治思想以巨大的影响。
《资治通鉴》完成于1085年，这部书传到日本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北宋以前的隋唐时期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黄金时期。
中国大量的文化典籍畅通无阻地输往日本；中国的史书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早已在日本广为流传。
可是，北宋王朝却对史书的外传进行了严格的控制，指定许多书不准输出国外。所以在日本的史书上反映出这个时期“大陆史书中绝”。
北宋之所以禁阻史书外流，是因它受到契丹的威胁而出于国防的安全来考虑的，认为一些史书有“纵横权谲之谋”，是“国之利器，不可以轻易出示人”。
《资治通鉴》这部书是专门记述国家“治乱之道”，为统治者提供统治术的重要著作，当然是要把它视为国家机密，不肯轻易输往外国的。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部书的出现立即引起了国外的重视。
哲宗元符二年（1099），高丽专门遣使请买《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但只许买《册府元龟》，而不许买《资治通鉴》。高丽在当时是比较友好的国家，尚且如此。可以想见，《资治通鉴》到关系已较冷淡的日本更非一件易事。
但是，当时宋朝和日本有着民间的贸易往来。日本非常喜欢宋版印刷的书籍，往往以重价收买。有些商人为了谋利，就不顾禁令把书籍偷偷运往日本。加之，北宋末南宋初兵荒马乱，控制失驭，许多书籍为日本所得。
据日本的《宇槐记抄》所载，较《资治通鉴》成书稍早的《新五代史》和《新唐书》经历了大约八十年左右的时间终于传到日本。
如果照此推算，《资治通鉴》可能是在十二世纪中叶传到日本的。这种推算不一定准确。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日本“镜”类的史书，如《大年镜》、《今镜》、《水镜》、《增镜》等都成书于《资治通鉴》之后，它们用编年体叙述了从神武天皇到后醍醐天皇的历史，前后基本能相互衔接。
其中《大镜》成书最早，以前曾有人认为它成书于1025年，但经日本学者考证，确认成书在1115年到1133年之间，仍在《通鉴》之后。
而且“镜”和“鉴”在汉语中是一个意思，在日本语中不仅同义，而且同音，都读作“かがる”。
从日本文化富于模仿性的角度来看，日本的史书称“镜”不大可能是日本文化自身的产物，显然是受了以古为鉴而命名的《资治通鉴》影响的结果。
关于这一点，日本江户初期著名大学者林罗山也说：“我邦有水镜、大镜、增镜等……盖是相似温公之通鉴，范氏之唐鉴，张氏之帝鉴等之名与？”他也认为日本“镜”类史书的出现和《通鉴》有其渊源。
如果这个判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部书的传入日本大约经历了四十年左右的时间。这正是北宋和南宋的交替时期。
《资治通鉴》一经传入日本，就引起了日本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的重视，他们非常爱读此书并给以很高的评价。
江户时代古学派的创始者，著名的哲学家山鹿素行称赞“司马氏之《通鉴》是史之大要”。历史政论家赖山阳说：“欲观治乱，莫如《通鉴》”。
另一个著名思想家物徂徕，极力贬斥《通鉴纲目》，而大加褒奖《资治通鉴》。认为《通鉴》远胜于朱子的《纲目》，肯定了它的史学成就。
幕末时期被称之为维新四杰之一的吉田松阴读《通鉴》尤为细心，曾专门写了《通鉴抄》一书。
由于《资治通鉴》“探治乱之道，上助圣明之鉴”，意在为统治者提供政治经验、历史教训、统治方法等等，这对于日本历代的上层统治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上至天皇、幕府，下到诸藩及其弟子，都把它做为学习的重要内容。
据《花园天皇宸记》所载，镰仓时代的花园天皇（1308—1318）除《贞观政要》、《群书治要》外，《资治通鉴》是他和幕府都爱读的书，以便用于治民。在他之后的后醒醐天皇曾召请当时日本的名僧玄惠法印在宫廷的经筵上讲《资治通鉴》。
在幕府末期，收容诸藩弟子的“书生寮”研究《资治通鉴》之风很盛行，并且专门成立了“通鉴会”。可见《通鉴》在日本成了培养统治人材的教科书。
明治天皇即位后，非常喜欢汉学和历史，《资治通鉴》是他学习的重要内容，每月定时讲习。在《华城田中内记》中的“日本复古诗”里记载了明治天皇在“东京驻辇中，诏诸侯讲书籍”的一首诗。说：“神皇正记保建记，龙门书编涑水篇，日日御前舍杜若，疑团抱者出宸筵。”这里的“涑水篇”就是指《资治通鉴》。
明治初年，正是日本多事之秋，他这样注重《通鉴》，无疑对他加强统治和进行维新是有所裨益的。
尤为重要的是，《资治通鉴》的传到日本引起了日本历史学家的极大关注，给日本史学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由于《通鉴》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使观者明古今之治乱以引为鉴戒，能为当权者提供统治经验；二、鲜明而又突出地宣扬大义名分思想，以维护封建统治的秩序；三、标榜“据事直书，使之善恶自见”，以达到劝惩教训的目的；四、是一部编年的通史，体例新颖，按年纪事，条分缕析，精炼不繁，便于阅读等。
这些都使日本学者感到别开生面，使他们受到了启发，为编写新的日本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方法和指导原则，从而使日本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