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吕后以铁腕手段掌控朝政，诛杀韩信、彭越等功臣，对刘邦的戚夫人实施“人彘”酷刑，甚至逼死多位刘姓诸侯王。然而，作为刘邦第七子的淮南王刘长，却能在吕后当政期间安然无恙，甚至敢当街击杀吕后宠臣审食其。这种“反常”现象背后，是血缘纽带、政治庇护与性格特质的共同作用。
一、身世之殇：吕后的“愧疚补偿”心理
刘长的生母赵姬原为赵王张敖的美人，因刘邦临幸而怀孕。公元前198年，赵相贯高等人谋刺刘邦未遂，赵姬受牵连入狱，在狱中生下刘长后含恨自杀。这段悲剧性经历成为吕后与刘长关系的转折点——刘邦为弥补对赵姬的愧疚，将襁褓中的刘长交由吕后抚养。
吕后对刘长的照料超出寻常养母范畴。据《史记》记载，吕后“亲乳之，寝食俱亲”，甚至纵容其骄纵性格。这种近乎偏执的呵护，既源于对赵姬之死的补偿心理，也因刘长是刘邦在世幼子中唯一由她亲手抚养者。相比之下，刘邦其他儿子如刘如意、刘友等或因生母受宠遭忌，或因封地远离权力中心，均未获得吕后同等程度的庇护。
二、权力安全区：吕后与刘长的利益共生
吕后掌权期间，对刘姓诸侯王采取“分化打压”策略：齐王刘肥因宴席座次问题险遭毒杀，赵王刘友被活活饿死，梁王刘恢被迫殉情。但刘长因其特殊身份成为例外：
血缘纽带：作为吕后养子，刘长与吕后形成拟制母子关系。这种身份使其在诛吕行动中未被牵连，甚至在吕后死后，朝臣仍因“刘长与吕氏关系密切”而排除其继位可能。
地理屏障：淮南国地处江淮，与长安相隔千里，既非战略要冲，也无强大军力。吕后无需像对待齐国、赵国那样担忧其谋反，反而可利用刘长牵制其他诸侯。
性格可控：刘长虽骄横跋扈，但缺乏政治谋略。他当街击杀审食其的动机，仅是为母报仇的私人恩怨，而非谋反预谋。这种“莽撞”行为在吕后看来更易掌控。
三、性格底色：骄纵与刚烈的双重性
刘长的“不怕”本质是性格使然。他自幼被吕后溺爱，形成“恃宠而骄”的行事风格：
力能扛鼎的武勇：史载刘长“力能扛鼎”，常以武力解决问题。击杀审食其后，他竟“袒裼负荆”向汉文帝谢罪，这种直率行为与吕后的阴狠形成鲜明对比。
僭越天子的野心：刘长在封地“出入称警跸，称制，自为法令”，甚至试图联络匈奴、闽越谋反。这种僭越行为虽遭汉文帝流放，却反映出其性格中“不知天高地厚”的特质。
对吕后的复杂情感：刘长既感激吕后的养育之恩，又怨恨其未救生母。这种矛盾心理使他敢于在吕后面前表现强势，却未真正挑战其权威。
四、历史回响：一场被误解的“权力游戏”
后世对刘长“不怕吕后”的解读，往往忽略其悲剧性结局。公元前174年，刘长因谋反被废王号，流放蜀郡途中绝食而死。汉文帝虽恢复其诸侯王身份，但将封地一分为三分封其子，彻底削弱淮南国势力。
这场权力博弈中，吕后与刘长的关系更像一场“危险平衡”：吕后需要刘长作为政治筹码，刘长则依赖吕后的庇护维持特权。当汉文帝即位后，这种平衡被打破，刘长的骄纵最终成为自毁的利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