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宣帝时期的政治舞台上，魏相以严毅刚正的姿态成为中兴之治的关键推手。这位从地方小吏成长为丞相的济阴定陶人，以《易经》为治国圭臬，在整顿吏治、削弱权臣、恢复民生等核心领域留下深刻印记。透过《汉书》记载与历史细节，魏相的政治人格呈现出多维度特质。
一、刚毅果决的吏治整顿者
魏相的仕途起步于基层吏治实践。任茂陵县令时，他果断处决冒充御史的桑弘羊门客，以雷霆手段震慑豪强；升任河南太守后，面对丞相田千秋之子弃官避祸引发的舆论风波，他顶住霍光压力坚持整顿，引发万民陈情护官的罕见场景。这种“不避权贵”的作风延续至中央，担任御史大夫期间，他借霍光去世之机，通过平恩侯许伯秘密上书汉宣帝，直言“霍氏骄奢放纵，恐渐难驾驭”，为后续削夺霍氏兵权奠定基础。
历史细节印证其强硬手腕：当霍氏家族企图伪造太后诏令发动政变时，魏相主导的司法体系迅速瓦解阴谋，霍云、霍山自杀，霍显及霍禹被诛，彻底消除威胁西汉稳定的最大隐患。这种将政治风险转化为制度优势的能力，使其成为汉宣帝亲政后最倚重的辅政大臣。
二、阴阳调和的治国哲学家
魏相的施政理念深深植根于《易经》思想体系。他提出“阴阳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将自然规律与治国方略紧密结合。元康年间匈奴犯边时，多数大臣主张出兵，魏相却从阴阳和谐角度反对：“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他警示战争将“伤阴阳之和”，建议宣帝优先解决郡国守相选任不当、水旱灾害频发等内政问题。
这种哲学思维贯穿具体政策：他多次引用《周易·豫》卦“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劝谏宣帝遵守自然规律，反对大兴功利；建议设置“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主时”，通过调和节气实现“灾害不生，五谷熟”的治世理想。尽管部分举措被后世视为教条化倾向，但其将经学思想转化为可操作政策的努力，开创了汉代“以易治国”的先河。
三、民生为本的改革实践家
在财政领域，魏相展现出卓越的实干能力。任大司农期间，他推行“省诸用，宽赋税”政策，通过精简开支、奖励垦荒等措施恢复战后经济。河南太守任上，他严惩贪腐官员，追回被侵占的田产分配给流民，使“吏民大信爱之”。这些举措与丙吉的司法宽厚形成互补，共同构建起宣帝时期“君臣相配，古今常道”的政治生态。
历史评价印证其改革成效：班固在《汉书》中将其与萧何、曹参并列，称“孝宣中兴，丙、魏有声”；宋人刘才邵评价他“才识卓然过人，后之人能率由之，因时制宜则易行而收功速者”。这种跨越时代的认可，源于魏相将儒家经学与现实治理相结合的创新能力。
四、复杂政治生态中的平衡者
魏相的政治智慧体现在对权力结构的精准把控。他既敢于在霍光专权时秘密建言削弱霍氏，又能在宣帝亲政后妥善处理与丙吉的辅政关系。当霍氏余党散布“魏相专权”谣言时，他通过公开账目、接受御史核查等方式自证清白，这种政治透明度在专制时代尤为难得。
其用人策略同样值得关注：提拔循吏于定国任廷尉，重用理财能手桑弘羊的批判者倪宽，形成“刚柔相济”的执政团队。这种平衡艺术使宣帝朝既保持中央集权，又避免陷入严刑峻法的治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