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盆地北缘的广元市昭化古城，一条名为"苴国路"的街道承载着千年记忆。这条全长2.4公里的道路，见证了战国时期苴国从分封藩属到国灭秦手的沧桑历程。通过考古发现与文献互证，这个存在仅56年的古国疆域轮廓逐渐清晰，其地理版图不仅折射出东周诸侯国的生存智慧，更揭示了秦并巴蜀战略的深层逻辑。
一、疆域奠基：蜀道咽喉的军事要冲
公元前368年，蜀王杜尚封其弟杜葭萌为汉中侯，在今广元市昭化区石盘村建立苴国。这个位于秦岭南麓的封国，北控金牛道入川咽喉，南扼蜀中北大门，其战略价值在《华阳国志》中可见一斑："苴侯与巴王为好，巴、蜀仇也，蜀王怒，伐苴。"考古学家在昭化古城遗址发现的战国城墙夯土层，印证了其作为军事要塞的防御体系——城墙基宽达8米，残高4.2米，与同期蜀国都城成都金沙遗址的防御工事形成呼应。
苴国初期疆域涵盖原昔阝、平周二国领地，约相当于今广元市利州区、昭化区全境，以及剑阁县北部。这一区域恰好处在汉中盆地与成都平原的过渡地带，控制着蜀道最关键的剑阁段。出土的战国青铜戈铭文"苴侯"二字，证明其军事装备已实现标准化生产，显示出作为藩属国的武装实力。
二、版图扩张：多民族聚居区的战略整合
至开明十一世时期，苴国通过军事征服与政治联姻，疆域扩展至鼎盛。其辖境东至苍溪县嘉陵江东岸，西抵青川县白龙江流域，北达陕西宁强县阳平关，南界绵阳梓潼县七曲山。这种扩张在考古学层面得到印证：广元朝天区中子铺遗址出土的战国陶器，兼具蜀文化绳纹与秦文化方格纹特征；甘肃陇南康县出土的青铜剑，则呈现楚式剑首与巴蜀符号的融合。
多民族聚居是苴国疆域的重要特征。辖区内生活着蜀族（冉）、羌族、氐族等族群，这种民族构成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有所记载："苴侯都土费城，其地多氐羌。"考古发现的船棺葬与石板墓共存现象，证实了不同族群的文化交融。苴国通过"因俗而治"的策略，在剑阁县武连镇设置"羁縻府"，允许少数民族首领世袭管理，这种治理模式比秦统一后的郡县制早了半个世纪。
三、地缘博弈：三国角力中的生存困境
苴国的疆域变迁始终笼罩在巴、蜀、秦三国的战略阴影下。其与巴国的结盟在《战国策》中被称为"以夷制夷"的典范——当蜀国在开明十二世杜芦时期国力衰落时，苴国联合巴国在苍溪县歧坪镇发动"阆中之战"，一度切断蜀国北上的粮道。但这种平衡在秦惠文王实施"石牛计"后被彻底打破。
秦灭苴的军事行动充分展现了其地缘战略。公元前316年，张仪以五头镶金石牛诱使蜀王开凿金牛道（今剑阁翠云廊），这条宽3-5米的栈道将苴国都城与秦国汉中郡的直线距离缩短至120公里。当司马错率军沿金牛道突袭时，苴国在48小时内即告沦陷，其灭亡速度之快，印证了《史记》中"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军事价值——一旦蜀道控制权易手，守方将陷入绝境。
四、疆域遗产：秦汉郡县制的过渡样本
苴国灭亡后，其疆域成为秦国经营西南的前沿基地。秦在苴国故地置葭萌县，这是四川盆地最早设置的县级行政区划。考古发现的葭萌县署遗址中，出土的秦半两钱范与蜀五铢钱并存，证明秦国在统一货币过程中采取了渐进策略。这种治理经验为后来汉武帝设置十三州刺史部提供了实践样本。
在文化层面，苴国疆域内的多民族融合持续发酵。今广元市境内的"端公戏"仍保留着古蜀巫傩仪式与羌族羊皮鼓舞的混合特征，而剑阁县剑门豆腐制作技艺中的"葭萌点卤法"，据传源自苴国宫廷食谱。这些活态文化遗产，构成了研究古代疆域治理的珍贵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