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杨时（1053年—1135年）以“程门立雪”的典故成为尊师重道的典范。这位闽学鼻祖不仅以学术成就闻名，更以坚韧不拔的求学精神、谦逊有礼的品格与济世为民的情怀，为后世树立了精神标杆。
一、尊师重道：雪中侍立的赤诚之心
杨时尊师重道的精神，在“程门立雪”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元祐八年（1093年），他与游酢冒雪前往洛阳拜见程颐，彼时程颐正在瞑坐，二人便在门外静候。待程颐醒来时，门外积雪已深达一尺，二人仍恭敬侍立，衣帽皆白。这一场景被后世传颂为尊师重道的至高典范，程颐曾感慨：“吾道南矣！”
杨时的尊师并非流于形式。他早年师从程颢，程颢病逝后，他仍坚持向程颐求教，即便已考中进士、官至知县，仍以“道未明”为由虚心求学。这种对师道的敬畏与对学问的虔诚，贯穿其一生。
二、勤奋好学：求知若渴的治学精神
杨时的勤奋好学，源于对知识的无限渴望。他自幼聪颖，七岁能诗、八岁能赋，被誉为“神童”，却从未因此自满。为钻研理学，他放弃仕途坦途，专程赴洛阳求学，在程门苦读数年。其代表作《此日不再得示同学》中写道：“此日不再得，此身何由安？”以诗明志，勉励学子珍惜光阴、勤学不辍。
在学术上，杨时以“穷理尽性”为追求。他不仅精研《春秋》《易经》，更将“二程”洛学南传，奠定闽学基础。朱熹曾评价：“龟山倡道东南，士人游其门者甚众。”其治学严谨，常与老师书信往来探讨学问，甚至为《西铭》中的“理一分殊”之辩，专程写信求教程颐。
三、谦逊有礼：克己复礼的君子之风
杨时的谦逊，体现在其待人接物的细节中。他虽为程门四大弟子之一，却从不以学术权威自居。在《寄明道先生问春秋》中，他以“后学杨时”自称，言辞恳切；在朝堂上，他多次直言进谏，却始终以“臣愚见”自谦。这种谦逊并非软弱，而是源于对学问的敬畏与对自我的清醒认知。
其家风亦以谦逊为本。杨时育有五子，皆中进士，父子六人被称为“杨氏丹桂六枝芳”。他以身作则，教导子女“沉浸经书，穷推力索”，将谦逊与勤学融入家训。这种品格不仅成就了其学术地位，更使其在民间享有“清廉正直”的声誉。
四、济世为民：以学治世的担当情怀
杨时的精神内核，最终指向济世为民的实践。他为官三十余载，历任浏阳、余杭、萧山等县知县，所到之处皆以仁政惠民。在浏阳任上，他救饥荒、兴学堂，将“飞鷃芳草”“鸿阁斜阳”化为当地文化地标；在萧山，他率百姓筑湘湖，灌溉农田十四万余亩，至今仍泽被后世。
面对金兵南侵，他力主抗金，直言“收人心为先”，并多次上书朝廷建言献策。其晚年隐居东林书院讲学，仍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宗旨，培养弟子千余人，将理学思想播撒至东南大地。
五、精神传承：跨越千年的文化灯塔
杨时的精神遗产，早已超越个人范畴，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其“程门立雪”的故事被写入《宋史》，成为后世尊师重道的典范；其学术思想经罗从彦、李侗传承至朱熹，最终形成闽学体系，影响中国思想史八百年。
在当代，杨时精神仍具现实意义。其尊师重道提醒我们敬畏知识、尊重师长；其勤奋好学激励学子珍惜光阴、追求真理；其谦逊有礼告诫世人克己复礼、修身齐家；其济世为民则启示为政者以民为本、担当作为。
结语
杨时的一生，是精神与行动的统一。他以雪中侍立的赤诚、以笔耕不辍的勤勉、以谦和克己的品格、以兼济天下的胸怀，诠释了何为“士人风骨”。在物质丰裕而精神易惑的今天，重读杨时，或许能让我们在浮躁中寻回一份对知识的敬畏、对师道的尊崇、对家国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