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河内轵县（今河南济源）走出一位影响深远的政治家与经学家——张禹。他的一生跨越汉宣帝至汉哀帝四朝，既以《论语》研究奠定学术地位，又以丞相身份卷入外戚专权的漩涡，最终在矛盾与争议中谢幕，留下复杂的历史评价。
一、寒门儒者的崛起：从市井少年到帝王之师
张禹的早年经历充满传奇色彩。幼年时，他常随家人逛集市，对占卜摊位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甚至能参透蓍草占卜的玄机。占卜者惊叹其聪慧，预言“此子当习经术”。父亲听从建议，送他赴长安求学，先后师从沛郡施仇学《易经》，向琅琊王阳、胶东庸生研习《论语》，终成通晓经学的大家。
甘露年间，张禹被举荐为博士，但因汉宣帝病危未获任命。初元年间，他因精通《论语》被选为太子刘骜（即汉成帝）的老师。元帝驾崩后，成帝即位，张禹以帝师身份获封关内侯，食邑六百户，并任光禄大夫、给事中，领尚书事，正式踏入权力核心。
二、夹缝中的丞相：外戚阴影下的妥协与自保
成帝即位后，外戚王氏集团迅速崛起，大将军王凤独揽朝政。张禹虽与王凤“并领尚书”，却深知自己根基浅薄，唯恐触怒权臣。他多次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退休，甚至在王凤推荐其弟王音接任大司马时，仍因担心王氏猜忌而寝食难安。
河平四年（前25年），王凤将相位“赠予”张禹，实为对其恭顺的奖赏。张禹虽居相位，却明哲保身，对政事“尽量不管不问”，将实权完全交予王氏。他一面“内殖货财”，在泾渭间购置良田四百顷，过着奢靡生活；一面在朝堂上唯王氏马首是瞻，甚至为王根求取平陵肥牛亭的墓地，不惜违背礼制。
三、学术与权力的交织：《张侯论》的定本之功
尽管在政治上妥协退让，张禹在经学领域的成就却无可争议。他以《鲁论》为基础，参考《齐论》，合编为《张侯论》，成为《论语》的权威定本，被后世奉为圭臬。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故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取其要实，为《张侯论》。”朱熹《论语集注》亦称：“张氏《论》行于汉末，今所传《鲁论》，多张氏所定。”
张禹的学术贡献不仅巩固了其地位，更使其成为连接皇权与儒林的桥梁。成帝对他“每病必问，大政必询”，甚至在日食、地震等灾异频发时，仍依赖张禹以“天命不可测”为由平息舆论，维护王氏专权的合法性。
四、争议中的谢幕：从“尸位素餐”到谥号“节侯”
张禹的妥协态度最终引发朝野非议。名士朱云当庭弹劾他“佞臣”，指责其“受诸侯王金，不举奏，背公死党”，请求“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头以谢天下”。汉成帝虽未采纳，但张禹的声誉已一落千丈。哀帝时，大臣杜业更上疏斥其“惑乱朝廷”，称其“为丞相时，外戚贵盛，不肯进贤，退不肖，是以天下怨疾”。
建平二年（前5年），张禹去世，谥号“节侯”。“节”在谥法中意为“好廉自克”，但结合其生前行径，这一谥号更似一种讽刺。他的一生，是寒门儒者通过学术攀附权贵的典型，也是外戚专权下士大夫阶层妥协的缩影。
五、历史回响：张禹的双重遗产
张禹的学术成就与政治争议，共同构成了其复杂的历史形象。作为经学家，他整理的《张侯论》成为儒家经典传承的关键节点；作为政治家，他的妥协与自保则暴露了西汉末年士大夫阶层的困境。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禹以经学为帝师，而贪位固宠，背公死党，其败也宜哉！”这一论断，或许是对张禹一生最深刻的注脚。
从市井少年到帝王之师，从学术巨擘到争议丞相，张禹的一生折射出西汉末年政治与学术的深刻互动。他的故事，既是个体在权力漩涡中的挣扎，也是一个时代衰亡的微观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