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开元年间，长安城的大明宫中曾汇聚四万余名女性，这一数字占当时全国女性总数的六百分之一。她们或执掌六局二十四司的女官，或执役于掖庭的宫婢，或静候帝王垂青的嫔妃，共同构成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后宫群体。这些女性的入宫轨迹，折射出盛唐时期独特的政治生态与社会文化。
一、制度性采选：国家机器的精密运作
唐朝设有系统化的后宫采选制度，每三年举行一次大规模良家女征召。选拔标准极为严苛：年龄限定在13至16岁之间，需通过"五观七察"的体检流程——行走姿态需如春风拂柳，发质需乌黑浓密无脱发，身体私密处皮肤需细腻无瑕，乳房需饱满健康，肚脐需深邃可容珍珠，腋下与足底需洁净无异味。这种近乎苛刻的筛选，确保了入选者兼具外貌与健康。
唐玄宗时期特设"花鸟使"一职，由宦官担任，专司全国巡察美色。这些特使不受门第限制，无论公卿之女还是庶民之女，只要容貌出众皆可强征入宫。天宝年间，太常卿卢崇道父子因隐匿女儿逃避采选，被处以极刑，彰显了制度执行的严酷性。据《唐会要》记载，仅开元十二年一次采选，就有三千名少女被送入掖庭。
二、权力网络的人情输送
地方官员将进献美女视为政治投资的重要手段。神龙年间，崔姓官员为求升迁，竟将妻女三人献予唐中宗，此举虽遭时人讥讽，却真实反映了官场生态。更极端者如安禄山，为表忠心向唐玄宗进献三百名"胡旋美女"，这些来自西域的舞姬不仅改变了宫廷审美，更成为安史之乱后文化融合的见证。
贵族世家则通过"礼聘"渠道输送才女。这些出身名门的女性自幼接受诗书礼乐教育，入宫后多担任女官或高级嫔妃。如宋氏五姐妹以才学入仕，官至尚宫，其家族与皇室的联姻网络，成为维系政治平衡的重要纽带。
三、罪罚体系的衍生品
唐朝法律明确规定，反逆罪臣家族女性全部没入掖庭。上官婉儿之例最具代表性，其祖父上官仪获罪后，她与母亲沦为宫婢，却凭借文才最终执掌诏命。这类女性多被分配至教坊司或掖庭局，前者培养歌舞技艺供宴乐，后者从事纺织、缝纫等劳役。更严酷者如司农寺，罪女需承担耕种、酿酒等重体力劳动。
生活作风问题同样导致女性入宫。与他人通奸者会被没入掖庭，这种惩罚既是对道德的惩戒，也客观上扩充了后宫劳动力。据《旧唐书》统计，玄宗时期因罪没入的女性占宫女总数的15%，她们构成了后宫最底层的群体。
四、前朝遗留与特殊渠道
朝代更迭带来的宫女积压是重要来源。唐高祖李渊入长安后，虽遣散隋炀帝离宫别馆的宫女，却保留了长安、洛阳两宫的数千宫人。这些女性历经政权更替，最终成为唐初后宫的主体。至玄宗时期，经过百年累积，前朝遗留宫女已达万人规模。
特殊渠道则充满戏剧性。杨贵妃的入宫堪称典型：武惠妃去世后，唐玄宗茶饭不思，高力士遍寻天下不得，最终在寿王府发现武惠妃的儿媳杨玉环。这种"潜搜密求"虽非制度化操作，却因符合帝王心意而成为重要补充。类似案例还有谢阿蛮，她以《凌波曲》舞技获玄宗赏识，从民间舞姬跃升为宫廷红人。
五、盛世阴影下的女性命运
四万宫女的存在，既是盛唐气象的象征，也是皇权专制的产物。她们中仅有122人有正式品级，包括皇后、四妃、九嫔等，其余皆为无品级的宫婢。这些女性平均入宫年龄13-15岁，多数至死未获自由。元稹《行宫》诗云"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道尽了她们青春虚度的悲凉。
后宫的膨胀更带来严重社会问题。地方官员为完成采选指标，强征民间美女导致"父号妻哭，千里不绝"。张籍《征妇怨》中"夫死战场子在腹"的描写，虽写征妇亦暗讽选美对民间家庭的破坏。而杨贵妃"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奢靡，背后是庞大的运输与人力成本，直接加剧了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