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372—451），东晋至刘宋时期史学家，以《三国志注》闻名于世。他在注解陈寿《三国志》时，对习凿齿所著《汉晋春秋》的引用与评价，不仅体现了其严谨的治史态度，更折射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观念的深刻变革。
一、《汉晋春秋》的史观争议：蜀汉正统论的激进表达
《汉晋春秋》成书于东晋时期，作者习凿齿为扭转陈寿《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的叙事，提出“晋承汉统”的史观，将蜀汉列为正统，曹魏视为篡逆。这一观点在裴松之注《三国志》时被大量引用，却遭到其尖锐批评。裴松之认为，习凿齿“崇饰虚文”，如记载郭女王被曹叡逼杀时，将《魏略》的“发覆面”与《汉魏春秋》的“以糠塞口”拼凑为“发覆面，口塞糠”，导致史实失真。他直言“异乎所闻于旧史”，质疑其史料来源的可靠性。
二、裴松之的批判维度：从虚文到史德的全面审视
裴松之对《汉晋春秋》的批判集中于三个层面：
虚妄之辞：裴松之强调“直书实录”的史学原则，批评习凿齿“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例如，他指出《汉晋春秋》记载魏文帝赐死甄后时，王沈《魏书》称其“哀痛咨嗟”，而习凿齿却未采用此说，转而引用失实记载，导致史实混乱。
政治偏见：裴松之认为习凿齿以蜀汉为正统的史观，源于东晋偏安江南的政治立场。他引用《曹瞒传》中曹操“急”“暴”“谲”的形象，与《汉晋春秋》美化蜀汉人物的倾向形成对比，揭示其史观背后的政治动机。
学术创新与局限：裴松之虽批评《汉晋春秋》的虚文，但也承认其部分记载具有史料价值。例如，他在《三国志·刘备传》中引用《傅子》评价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在《庞统传》中引用《九州春秋》对比刘备与曹操形象，表明其注解时仍注重史料的多源互补。
三、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学术意义：补史与辨伪的双重实践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以补史为宗旨，引用书籍多达210种，其中对《汉晋春秋》的引用虽占一定比例，但更多是为了批判其虚妄。他开创了“注而不驳”与“注而驳之”并存的注史方法，既补充史料，又通过评论揭示史书的缺陷。例如，他在《三国志·武帝纪》中引用《曹瞒传》贬曹事迹，却明确指出其“夸张失实”，体现了其学术批判的客观性。
四、历史影响：从《汉晋春秋》到裴注的史学范式转变
裴松之对《汉晋春秋》的评价，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观念的两大转向：
正统论的多元化：东晋时期，史家开始突破单一正统观，习凿齿的蜀汉正统论与裴松之的批判，共同推动了史学正统论的辩论。
注史方法的革新：裴松之的注解不再局限于文字训诂，而是扩展到史料批判与史观辨析，为后世《世说新语注》《水经注》等注本提供了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