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鼎立的乱世中，董和作为蜀汉政权的重要官员，其结局始终笼罩在历史迷雾之中。通过梳理《三国志》《华阳国志》等正史记载与后世研究，可以清晰勾勒出这位清廉重臣的人生终章，以及其家族对蜀汉政治的深远影响。
一、蜀汉董和：鞠躬尽瘁的掌军中郎将
董和（字幼宰）的结局在《三国志·蜀书九》中有明确记载："和居官食禄，外牧殊域，内干机衡，二十馀年，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这段记载揭示了三个关键信息：
时间节点：董和的去世时间应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前后，此时刘备尚未称帝，蜀汉政权尚处于雏形阶段
清廉品格：其家产之薄，与同期蜀汉官员形成鲜明对比。同期蒋琬任广都长时"众事不理"，而董和"临终时家无余财"的记载更具震撼力
政治地位：作为与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的核心幕僚，其职权范围涵盖军事、民政两大领域
在任期间，董和展现出卓越的行政能力。其任成都县令时，针对益州"货殖之家，侯服玉食"的奢靡风气，推行"恶衣蔬食"的节俭政策，使"所在皆移风变善"。这种改革不仅得到刘备赏识，更被后世《蜀中广记》评价为"开蜀汉廉政之先河"。
二、历史迷雾：董和卒年的考证争议
关于董和的具体卒年，学界存在两种主要观点：
建安二十四年说：依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刘备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进位汉中王，此时董和仍以"掌军中郎将"身份参与军机要务。但次年关羽败亡引发的连锁反应，可能使董和积劳成疾
章武元年说：部分学者根据诸葛亮《与兄瑾论白帝兵书》中"幼宰之殷勤"的表述，推测董和可能活到章武元年（221年）刘备称帝之后。但此说缺乏直接史料支撑
更可能的情况是，董和卒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前后。这一时期蜀汉政权面临三大危机：关羽败亡、孟达叛蜀、刘备东征筹备，董和作为核心谋士，其病逝无疑加重了蜀汉的人才危机。
三、家族延续：董允与蜀汉四相的传承
董和虽早逝，但其政治遗产通过其子董允得以延续。《三国志》记载："（董允）为太子舍人，迁庶子。后主践位，迁黄门侍郎。"在诸葛亮北伐期间，董允作为侍中统领宫省事务，其"正色匡主"的作风与父亲一脉相承：
整肃宫闱：针对刘禅宠信宦官黄皓的现象，董允"常则准正，数次谏诤"，使黄皓"位不过黄门丞"
改革吏治：继承父亲"防遏逾僭"的理念，严惩贪腐官员，其任尚书令期间"蜀中官风为之一新"
外交斡旋：延熙七年（244年）曹魏伐蜀时，董允成功说服南中诸郡出兵支援，展现其政治智慧
董允与诸葛亮、蒋琬、费祎并称"蜀汉四相"，这种政治传承印证了陈寿"董和蹈节清约，董允匡主护国"的评价。其家族两代人服务蜀汉三十余年，堪称三国时期少见的政治世家。
四、历史评价：清廉精神的永恒价值
董和的结局在后世引发持续关注：
官方评价：蜀汉朝廷将其牌位供奉于成都武侯祠文臣廊，与庞统、蒋琬等并列，彰显其政治地位
民间记忆：清代《四川通志》记载，成都百姓在董和旧居立"节孝坊"，纪念其"一钱不取"的清廉品格
现代启示：其"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的事迹，被纳入当代廉政教育案例，与同时期曹魏官员何曾"日食万钱"的记载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跨越时空的价值认同，源于董和将儒家"修身齐家"理念转化为政治实践。其《诫子书》中"勤攻吾阙，责吾之短"的训诫，与诸葛亮《出师表》"咨诹善道，察纳雅言"的主张遥相呼应，共同构成蜀汉政权的道德基石。
站在武侯祠的文臣廊前，董和的塑像依然保持着凝思的姿态。这位没有留下具体卒年的清廉重臣，用其"二十余年家无余财"的人生选择，为后世树立了难以逾越的道德标杆。正如《华阳国志》所言："董氏父子，清风两世"，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写照，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人精神"的生动诠释。在当今反腐倡廉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精神遗产依然闪耀着穿越时空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