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鼎立时期，东吴凭借长江天险与强大的水军力量，在江东地区维持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割据。然而，当西晋的六路大军压境时，这个曾以“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书写辉煌的政权，却在短短数月内土崩瓦解。其灭亡并非偶然，而是内部政治腐败、战略短视与外部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内耗与战略失衡构成了最致命的双重绞索。
一、政治腐败：权力斗争与统治者昏庸的双重溃烂
东吴后期的政治生态，堪称一部“自毁长城”的教科书。孙权晚年，朝堂已现裂痕：辽东公孙渊称臣时，他执意派张弥等重臣远赴辽东，尽管张昭等老臣以“公孙渊不可信”力谏，孙权仍一意孤行，最终导致张弥被杀、财物被劫的惨剧。这种刚愎自用的作风，在孙皓时期演变为系统性暴政。孙皓即位初期虽曾开仓赈粮，但很快暴露出残暴本性：为修建昭明宫，他强征两千石以下官员入山督工；因宗室孙秀叛逃西晋，他大肆屠杀先帝遗孤；甚至将丞相万彧、将军留平毒杀，导致“将疑于朝，士困于野”。
政治腐败的直接后果是人才断层与离心离德。陆逊、陆抗父子死后，东吴再无能独当一面的统帅，而孙皓的暴虐更使军队丧失斗志：晋军进攻时，厉武将军陈代、平虏将军朱明临阵倒戈，游击将军张象率万人水军不战而降，陶濬统帅的二万吴军甚至在进军前夜溃散。这种“君臣相忌、将士无战心”的局面，使东吴在战争中陷入“未战先溃”的绝境。
二、战略失衡：长江防线依赖症与法统缺失的致命短板
东吴的割据战略始终围绕长江展开，但这种“以江为池”的防御体系存在根本性缺陷。从地理层面看，长江防线需同时掌控上游（荆州）、中游（武昌）和下游（建业）三大节点，但东吴在资源分配上长期失衡：陆抗生前曾多次上书孙皓，请求增兵上游以确保荆州安全，但孙皓置若罔闻，导致西晋王濬水军从益州顺流而下时，东吴在上游的守军不足五万，江陵、西陵等重镇迅速沦陷。
更深层的战略困境在于法统缺失。曹魏继承汉室法统，蜀汉以“兴复汉室”为旗号，而东吴既无中原正朔，又缺乏统一全国的合法性。这种“先天不足”使其只能依赖孙刘联盟维持长江制水权，但蜀汉灭亡后，东吴立即失去战略缓冲，被迫独自面对西晋的全面进攻。羊祜在给晋武帝的上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当西晋六路大军同时突破长江防线时，东吴的分散防御体系瞬间崩溃。
三、经济崩溃：过度征税与民生凋敝的恶性循环
东吴的经济基础在后期遭到严重动摇。为维持庞大的军队和官僚体系，孙皓疯狂加征赋税，甚至“发民女以充后宫”，导致“民不堪命，流亡四散”。同时，土地兼并问题日益严重，江东士族如顾、陆、朱、张四大家族垄断大量土地，使国家财政收入锐减。据《晋书·地理志》推算，西晋灭吴前人口已达1386万，而东吴人口不足其三分之一，国力差距悬殊。
经济崩溃直接削弱了军事潜力。西晋为伐吴准备了十年屯田，积蓄了“十年之积”的粮草，而东吴却因“民多逃亡，田亩荒芜”无法为军队提供充足补给。当晋军攻破江陵后，东吴长江中游的守军因缺粮而迅速瓦解，这种“未战先败”的局面，本质上是经济崩溃的必然结果。
四、外部压力：西晋战略谋划与东吴应对失措的对比
西晋的灭吴之战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经典案例。从泰始五年（269年）羊祜镇守襄阳开始，晋武帝用了十年时间完成战略部署：王濬在益州造船训练水军，杜预在荆州屯田积粮，王浑在扬州牵制吴军。279年冬，六路大军同时出击，形成“正奇结合、多路突破”的完美战局。反观东吴，孙皓对西晋的威胁毫无察觉，甚至在晋军已攻破江陵时，仍命令丞相张悌率三万精兵渡江迎战，结果全军覆没。
这种战略上的被动，源于东吴对长江防线的过度自信。陆机在《辨亡论》中痛陈：“或欲积石以险其流，或欲机械以御其变”，但东吴始终未能建立灵活的防御体系。当西晋水军突破上游防线后，东吴的“长江天险”瞬间变为“死亡陷阱”——王濬水军从益州东下时，沿途吴军或投降或溃散，竟无一能组织有效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