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逝，临终前任命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即八大顾命大臣，同时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懿贵妃即慈禧掌管），试图以此平衡各方势力。然而，这场看似周密的安排，最终却以八大顾命大臣的失败告终，原因何在？
权力架构漏洞：两枚印章的致命掣肘
咸丰帝精心设计的权力架构看似巧妙，实则存在致命漏洞。他赋予两宫太后两枚印章，规定奏折需经顾命大臣拟旨缮进，再由两宫太后阅后加盖“御赏”和“同道堂”二印方能生效。这一设计本意是让三方相互制衡，却没想到两宫太后凭借印章获得了一票否决权。
八大顾命大臣虽负责政务处理，但最终决策权却掌握在两宫太后手中。若两宫太后不同意，即便顾命大臣拟好谕旨，也无法生效。这种权力架构使得顾命大臣的决策权力大打折扣，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处处受限。例如，在处理一些重要政务时，顾命大臣提出的方案往往因两宫太后未加盖印章而无法推行，极大地影响了行政效率，也让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决策失误：错失联合奕?的良机
在权力博弈中，八大顾命大臣做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错误决策——未能争取到恭亲王奕?的支持。奕?作为咸丰帝的弟弟，在朝中拥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当时，奕?对未被列入顾命大臣名单心怀不满，且与两宫太后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都希望在权力格局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八大顾命大臣本应意识到奕?的重要性，积极拉拢他，以壮大自身力量，形成对两宫太后的有效制衡。然而，他们却因权力欲望作祟，不愿与奕?分享权力，甚至将奕?视为潜在威胁，加以排斥。这一决策使得奕?不得不转而与两宫太后联合，共同对抗八大顾命大臣。奕?的加入，让两宫太后一方的实力大增，彻底打破了原有的权力平衡，使八大顾命大臣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政治斗争经验不足：应对迟缓与策略失误
八大顾命大臣长期身处权力中心，但多以执行政务为主，缺乏应对复杂政治斗争的经验。当两宫太后与奕?联合发动辛酉政变时，他们显得措手不及，应对迟缓。
两宫太后在从避暑山庄回北京的路上，就已开始积极准备政变。她们拉拢醇郡王奕譞，掌握实际军事权力；争取御史董元醇等官员支持，为政变制造舆论；同时与奕?密切沟通，确定政变计划。而八大顾命大臣对此却毫无察觉，仍沉浸在原有的权力格局中，未能及时察觉到危险的气息。
直到两宫太后和奕?发动政变，他们才如梦初醒，但此时已错失了最佳应对时机。在政变过程中，八大顾命大臣的应对策略也屡屡失误。他们试图以咸丰帝的遗诏和皇制为由，拒绝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却未能提出有效的反制措施。在军事上，他们未能有效调动军队进行抵抗，导致在政治斗争中节节败退。
民心向背：不得人心的统治方式
八大顾命大臣在执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不得人心的统治方式，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失败。他们专横跋扈，排挤异己，大权独揽，引起了朝中大臣和地方官员的不满。例如，肃顺等人结党营私，任人唯亲，使得朝廷上下乌烟瘴气。
在对待两宫太后和奕?的问题上，他们态度强硬，毫不妥协，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损害了朝廷的利益，也失去了民心。相比之下，两宫太后和奕?则善于笼络人心，争取各方支持。他们以“清君侧”为名，发动政变，得到了许多官员和百姓的响应。在民心向背的较量中，八大顾命大臣显然处于劣势。
八大顾命大臣的失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权力架构的漏洞、决策失误、政治斗争经验不足以及不得人心的统治方式，都成为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失败的导火索。这场失败，不仅改变了清朝的政治格局，也让慈禧太后得以掌握大权，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