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屠岸贾制造的“下宫之难”导致赵氏家族几乎灭门，这一事件被后世演绎为《赵氏孤儿》的传奇故事。然而，剥离文学加工与民间想象，这场政治屠杀的真相远比戏剧更复杂，其背后交织着晋国公室与卿族、卿族与卿族之间的权力博弈，以及个人恩怨与制度缺陷的双重作用。
一、权力重构：晋国公室对卿族专权的反制
春秋中后期，晋国公室与卿族的矛盾已达到临界点。赵氏家族自晋文公时期崛起，历经赵衰、赵盾两代经营，成为晋国最具权势的卿族。
赵盾专权：晋襄公去世后，赵盾本欲改立公子雍为君，因穆嬴哭闹而被迫立年幼的晋灵公。此后赵盾长期“益专国政”，甚至在晋灵公行刺不成后仍继续掌权，这种“弑君未遂却未受惩”的特权，引发公室对卿族尾大不掉的恐惧。
晋景公的算计：晋成公在位时，赵氏已掌控三军六卿中的两卿之位。晋景公继位后，通过栾书越级提拔为中军元帅、扩编六军十二卿等手段，试图分化卿族势力。下宫之难前三年，晋国刚经历“鞌之战”，晋景公急需通过打击最强大的赵氏来重塑公室权威。
二、家族内讧：赵庄姬的复仇与卿族倾轧
赵氏灭门案的直接导火索，是赵庄姬与赵婴齐的叔嫂私通丑闻。
庄姬的复仇：赵婴齐因与庄姬私通被赵同、赵括逐出晋国，庄姬遂向晋景公诬告二人“将为乱”。《左传》记载，晋景公“六月，晋讨赵同、赵括”，表明这场清洗的决策者实为公室。
栾氏的阴谋：栾书作为中军元帅，利用赵氏内讧提供伪证，将赵同、赵括谋反的罪名坐实。赵婴齐流亡前曾警告“我在，故栾氏不作”，暗示栾书早有铲除赵氏之心。屠岸贾在此事件中更像执行者，其“司寇”身份便于他以法律名义实施诛杀。
三、屠岸贾的动机：权力投机与个人野心
屠岸贾虽被塑造成奸臣典型，但其行为逻辑符合春秋时期权臣的生存法则。
政治投机：屠岸贾祖父屠岸夷因助晋惠公继位获封大夫，家族本属晋国次等贵族。他通过迎合晋灵公、晋景公两代昏君，逐步掌握司法权。下宫之难时，他以“追治灵公被杀”为名，实则借公室与卿族矛盾上位。
权力焦虑：赵盾曾险些废黜晋灵公，这种前车之鉴让屠岸贾深感威胁。他必须通过彻底消灭赵氏来证明自身价值，同时震慑其他卿族。程婴、公孙杵臼的舍命保孤，反而凸显了屠岸贾对权力延续性的恐惧。
四、制度性诱因：晋国分封制的内在矛盾
赵氏之祸本质上是晋国分封制走向崩溃的缩影。
卿族坐大：晋国自曲沃代翼后，公室对卿族的控制力持续削弱。赵氏通过“公族大夫”制度垄断军政资源，其采邑甚至比肩公室直辖地。屠岸贾指控的“赵氏宗族权势布满朝廷”，实为制度缺陷的必然结果。
公室衰微：晋景公虽主导下宫之难，但事后仍需依赖韩厥等卿族恢复赵氏爵禄。这种“利用矛盾—制造矛盾—调和矛盾”的循环，暴露了公室既需卿族治国又惧其专权的困境。屠岸贾的灭赵行动，不过是公室借刀杀人的工具。
五、历史镜像：忠奸叙事背后的权力真相
后世对屠岸贾的批判，往往忽略其行为的制度背景。
忠奸二元论的遮蔽：《史记》将屠岸贾塑造为纯粹奸臣，实则掩盖了晋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下宫之难中，真正获利的是晋景公与栾书——前者收回了赵氏封邑，后者取代赵氏成为首席执政卿。
程婴们的道德困境：程婴、公孙杵臼的忠义行为，本质是对分封制崩溃的悲情抵抗。他们以个体牺牲延缓了卿族兼并的进程，却无法改变历史趋势。屠岸贾的失败不在于其残暴，而在于他低估了公室与卿族共谋的脆弱性——十五年后，赵武借助韩厥的支持反杀屠岸贾，标志着卿族政治的再度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