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南亚古代史研究中，扶南国（约公元1世纪—7世纪）是否掌握火器技术，始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中国史籍中关于扶南的记载多集中于政治、宗教与贸易领域，但零星提及的“火齐珠”“火中生树”等线索，为探究其技术能力提供了独特视角。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互证，可对扶南国的“火器”传闻进行系统性辨析。
一、中国史籍中的“火器”线索：神话与现实的交织
中国正史对扶南国的记载始于《三国志》，至《梁书》《南齐书》逐渐丰富，但涉及“火器”的描述多具神话色彩。例如：
“火齐珠”之谜
《梁书·扶南传》记载扶南进贡“火齐珠、郁金、苏合等香”，其中“火齐珠”被后世学者推测为具有特殊光学性质的宝石或矿物。唐代《酉阳杂俎》称其“映日则光焰生”，但并无证据表明其与火药或燃烧武器相关。此类记载更多反映古代对异域珍宝的想象，而非技术实证。
“火中生树”的传说
《南齐书》提及扶南东界海中有洲，“树生火中，洲人取其皮纺布，垢洿则投火中复洁”。这一描述与现代对“石棉”的认知高度吻合——石棉纤维耐高温，古代可能被误认为“火中生树”。若此说成立，则扶南人可能掌握石棉加工技术，但与火器制造无直接关联。
“灯炷不尽”的奇观
同书记载扶南人以特殊植物纤维作灯炷，“用之不知尽”，推测其可能含易燃成分（如树脂）。然而，此类技术仅涉及照明工具优化，与军事火器存在本质差异。
二、考古实证：铁器时代的局限与火药缺位
从考古发现来看，扶南国的技术水平仍处于铁器时代，缺乏火器发展的物质基础：
武器类型
扶南遗址出土的兵器以青铜剑、铁制环首刀为主，部分墓葬中发现印度风格的“Khanda”直刃剑。这些武器依赖冷兵器时代的物理冲击，无任何火药残留或燃烧痕迹。
冶金技术
柬埔寨吴哥窟周边遗址的冶金分析显示，扶南人已掌握高碳钢锻造技术，但主要用于制作农具与武器，未发现与火药配比相关的硫、硝化合物。
贸易网络
扶南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枢纽，虽与印度、中国保持密切贸易，但输入的“火药”相关物品仅限于宗教仪式用的硫磺（用于驱邪），而非军事用途。中国火药技术至唐代才逐渐成熟，扶南国灭亡时间（7世纪）早于火药大规模应用，技术传播时间线不吻合。
三、文化语境：宗教仪式中的“火”符号
扶南国奉印度教为国教，火在宗教仪式中具有重要象征意义，但这一文化特征被误读为“火器”存在的证据：
火祭传统
扶南王室继承印度“火葬坛”（Agnihotra）仪式，定期举行献祭，使用松脂、檀香等易燃物。此类活动与军事技术无关，更多体现宗教权力合法性构建。
神权政治
《晋书》记载扶南王“以神旨决定继位”，婆罗门祭司掌握国家大典。火在加冕仪式中象征净化，但无证据表明其被武器化。
建筑防火
扶南都城“波罗檀”遗址显示，其木构建筑采用石棉布包裹梁柱以防火，这一技术可能源于对“火中生树”传说的实践，但属于被动防御而非主动攻击手段。
四、历史比较：同时期东南亚的“火器”空白
横向对比同时期东南亚国家，可进一步否定扶南国拥有火器的可能性：
林邑国（占婆）
与扶南并立的林邑国以战象与弓弩闻名，其“象阵冲锋”战术被《晋书》详细记载，但无火器使用记录。
真腊王朝
扶南的继承者真腊（7世纪—15世纪）在吴哥王朝时期仍以冷兵器为主，其“高棉微笑”浮雕中未出现任何火器形象。
东南亚技术传播链
火药武器（如突火枪）最早出现于中国宋代，经蒙古西征传入中东，至15世纪才由阿拉伯商人带入东南亚。扶南国灭亡后800年，东南亚才出现火器实战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