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年春，西汉朝堂因一场“荧惑守心”的天象异变陷入动荡。丞相翟方进在汉成帝的诏令下自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因天象被赐死的宰相。这场看似“天谴”的悲剧，实则是政治权谋、个人性格与权力博弈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天象异变：政治危机的导火索
绥和二年春，火星（荧惑）与心宿（代表帝王）长时间重合，形成“荧惑守心”的天象。在汉代“天人感应”的观念中，此象被解读为“帝王崩殂、政权易主”的凶兆。星象家贲丽上书称：“天道有常，灾异降于人间，需以重臣担责。”汉成帝本就因连年灾异（山崩、水灾、日蚀）而焦虑，贲丽的奏言正中其软肋。
但现代天文学研究揭示，绥和二年春并未实际发生“荧惑守心”，这一记录可能是后世星象家为附会时事而伪造。然而，在汉代“天命论”主导的政治语境下，天象异变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压力。汉成帝为转移灾异责任，急需一个“替罪羊”，而翟方进恰好成为目标。
二、政治失能：翟方进的致命缺陷
翟方进虽以“通明相”著称，但其政治能力存在严重短板。据《汉书》记载，他任丞相十年间，虽严格依法办事，却未能有效治理国家：
政务失当：汉成帝曾指责其“为相十年，灾害并至，民受饥饿；盗贼众多，吏民相残”，暗示其未能平衡民生与秩序。
树敌过多：翟方进以“持法刻深”闻名，弹劾过陈咸、朱博、萧育等数十名高官，甚至牵连到外戚淳于长。这些举动虽巩固了其权威，却也积累了大量政敌。
性格狭隘：翟方进曾因在驰道行车被司隶校尉陈庆弹劾，后借陈庆闲谈之言反诬其“懈怠政务”，导致陈庆被免职。此类事件暴露其睚眦必报的性格，使朝臣对其敬而远之。
汉成帝逐渐意识到，翟方进虽能严格执行法令，却缺乏政治智慧与调和能力。若继续留任，朝廷内部矛盾可能激化，甚至威胁皇权稳定。
三、权谋博弈：汉成帝的终极选择
汉成帝赐死翟方进的决策，本质是一场权谋博弈：
转移矛盾：通过将灾异责任归咎于翟方进，汉成帝既安抚了朝野对天象的恐慌，又避免了自身成为众矢之的。
清除隐患：翟方进与大司马王莽存在明争暗斗，其势力膨胀可能威胁皇权。赐死翟方进，可削弱潜在反对派，为王莽日后掌权铺路。
成本最低：相较于直接改革或承担责任，赐死丞相是成本最低的政治操作。汉成帝以“丞相暴亡”对外宣示，并给予翟方进隆重祭典（亲临吊唁、谥号“恭侯”），既维护了皇权尊严，又缓和了朝臣反弹。
四、历史回响：天象与政治的永恒命题
翟方进之死，暴露了汉代“天人感应”政治的脆弱性。当灾异成为政治工具，真相往往被权力叙事掩盖。例如，现代研究证实“荧惑守心”为伪造，但汉代史官仍将其记录为翟方进之死的直接原因，凸显了天象对历史的塑造作用。
此外，这一事件也反映了专制皇权下的生存法则。翟方进虽贵为丞相，却因性格缺陷与政治失能，最终成为皇权博弈的牺牲品。其悲剧警示后世：在权力场中，能力与情商缺一不可，而天象异变，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