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末年，社会矛盾尖锐，一场规模宏大的起义——孙恩起义爆发。这场起义如同一把利刃，划破了东晋王朝看似平静的表面，背后是多重压迫下民众的悲愤抗争。
阶级矛盾：士族盘剥下的民不聊生
东晋时期，江南地区是南北士族田园别墅的集中地。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顶级门阀在此广置产业，大量兼并土地。例如，谢灵运一人的庄园便达600平方公里，而普通农民却大多沦为他们的佃客与奴婢，被视作“会说话的牲口”，承担着“耕田、纺织、采药、捕鱼”的全链条劳役。
这些士族对农民的剥削极其残酷，农民辛苦劳作却难以维持生计，许多人“或鬻妻卖子，或自经沟渎”。在这样的环境下，农民与士族之间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对士族的仇恨不断积累，为起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赋役沉重：政府压榨下的生存困境
东晋政府为维持北府兵军费等开支，将绝大部分赋役加于江南地区。公元330年，东晋政府规定按亩征米3升；公元376年，改为按每人征米3斛；至公元383年，又增为每人征米5斛。这种不问土地只按人口收税的制度，极大地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役更是让百姓苦不堪言，范宁曾指出，当时役之多，几乎使人民每年没有3天休息。人民为了逃避役，有的自残身体，生儿不养，寡者则不敢娶嫁。江南地区作为东晋政府赋役的主要依靠地，农民承受的赋役之重远超其他地区，生存陷入困境，反抗的情绪在民众中迅速蔓延。
政治冲突：统治内乱中的导火索
淝水战后，东晋统治阶级内部冲突不断。谢安一死，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执政，企图抑制京口镇将王恭及荆州镇将殷仲堪等，结果引起他们的联兵反抗。桓温的儿子桓玄又利用桓温的余势，乘机占据荆州，得到都督八州军事的称号，兵马日盛。
公元399年，司马元显为制止桓玄势力的扩张，想建立一支由自己来指挥的新军，于是下令强制征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的农民当兵，集中京都，号称“乐属”。这一措施引起佃客们的普遍反对，也引起占有这些佃客的世家大族的不满，“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孙恩趁机发动起义，这一事件成为了起义的直接导火索。
宗教因素：五斗米道凝聚的反抗力量
五斗米道自东汉传入江东，经杜子恭、孙泰两代经营，形成庞大教团。杜子恭以医术结交权贵，孙泰继承教权后，将传教与土地兼并结合，在会稽发展出“信徒即佃客”的模式。宗教仪式中的“符水治病”“共财互助”，成为凝聚底层民众的精神纽带。
孙恩的叔父孙泰曾利用五斗米道组织群众，孙恩也借助宗教力量聚集了大量追随者。他自称“征东将军”，将部队命名为“长生人”，阵亡者被宣传为“兵解成仙”。这种宗教狂热使义军初期势如破竹，众多贫苦农民和奴客纷纷加入起义队伍，他们渴望通过起义摆脱压迫，追求所谓的“长生”和更好的生活。
孙恩起义是阶级矛盾、赋役沉重、政治冲突和宗教因素等多重压迫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场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它对东晋王朝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加速了门阀士族的衰落，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