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又称王学、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是由明代大儒王阳明发展的儒家学说。因王阳明曾筑室于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故称其学说为阳明学。
王阳明继承宋代陆九渊的“心即理”学说，提倡“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王守仁的主张为其学生所继承并发扬光大，以讲会的形式传播到民间，形成明朝中晚期思想学术领域中的著名流派——阳明学派。阳明学是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学说之一，后传于日本，对日本及东亚都有较大影响。
王阳明生活的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进一步兴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因而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破坏自然经济的时期，王阳明的家乡江浙一带尤为突出。王阳明的学术思想正是在封建社会开始解体，商品经济初步发展的情况下逐步形成的。
程朱理学与佛老思想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十中指出：“先生（指王阳明）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朱熹）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
王阳明自己也曾自述过：“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挠疲迩，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阙溺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朱子晚年定论序》）
作为明代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王阳明，开始学习时为了应付当时的科举考试，曾“泛滥于词章”，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封建知识分子猎取功名的必由之路。
明朝建立后，在文化教育领域里，把尊经崇儒、遵奉程朱理学作为基本政策。早在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在《御制大诰》中明确指出：“申明我中国先王之旧章，务必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今后若有犯先王之教，罪不容诛”。
这就把纲常道德和儒家经典确定为统一思想的武器和进行教育的“圣经宝典”。
陈鼎在《东林列传》中曾记述说：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后，“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成祖文皇帝，益光而大之，令儒臣辑《性理全书》，颁天下。”
在这种独尊儒术、推崇程朱的政治、学术气氛下，一般知识分子都是墨守朱子旧说，无所发明，“此亦述朱，彼亦述朱”，“格物穷理”、“修心养性”的思想学说盛行于当时。
青年时代的王阳明曾“遍求考亭（朱熹）遗书读之”就毫无奇怪了。他曾依朱熹“格物致知”之说，坐官署竹园中“取竹格之”，后由于格竹失败而致劳成疾。从此，王阳明由信奉朱熹之学，走向怀疑朱熹之学，成为后来他转变为主观唯心主义者的契机。
当然，王阳明对佛教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如他说：“夫佛者，夷狄之圣人；圣人者，中国之佛也。在彼夷狄，则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导愚顽；在我中国，自当用圣人之道，以参赞化育。”（《王文成公全书》卷九）王阳明对当时学术界攻击其学说为“禅学”而深感不满。
“心学”的基本形成
由于明王朝面临深重的社会危机，王阳明深感统治思想界达二三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学和佛老思想于世无补，因此，他开始对理学和理学教育进行检讨、反省、批判。他说：“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学术之不明，由于无豪杰之士者为之倡焉耳。”
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僵化和教条化的批评、否定，目的在于重振儒家的伦理道德，使之落到道德实践的实处。所以他把“正人心”作为拯救危机的灵丹妙药。
王阳明主张从“格心”入手，加强封建道德教化，唤起人们内在的天德良知，自觉地遵从封建的统治秩序和伦理纲常，从而达到消除明王朝的政治危机和思想危机。他曾写了题为《睡起偶成》的诗，曰：“起向高楼撞晓钟，尚多昏睡正懵懵。纵令日暮醒犹得，不信人间耳尽聋。”
王阳明对他的“致良知”的“格心”之术颇为自信。他认为自己那一套唯心主义的“心学”是能够把昏睡中的人们唤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