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9年3月19日，广东新会崖山海域（今江门市新会区崖门镇）的惊涛拍打着礁石，南宋左丞相陆秀夫身着朝服，将黄金国玺系于腰间，背起年仅八岁的宋少帝赵昺，纵身跃入波涛汹涌的大海。这一跃，不仅终结了赵昺短暂的生命，更标志着享国319年的宋朝正式覆灭。崖山，这座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悲壮殉国场景的海域，自此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图腾中永不褪色的印记。
一、流亡帝途：从临安到崖山的末路狂奔
赵昺（1272—1279）生于临安府钱塘县（今浙江杭州），作为宋度宗赵禥第三子，其命运自出生便与风雨飘摇的南宋王朝紧密相连。1276年临安陷落时，年仅四岁的赵昺随兄长赵昰（宋端宗）在杨淑妃、陆秀夫等护送下南逃，先后辗转婺州（今浙江金华）、温州、福州、泉州等地。1278年4月，宋端宗在碙州（今广东湛江硇洲岛）病逝，陆秀夫、张世杰等忠臣拥立赵昺为帝，改元祥兴，以硙州为临时行在。
然而，硇洲岛的短暂喘息未能改变战局。同年6月，元军逼近，南宋流亡政权被迫迁至崖山。这里三面环山，南临入海，张世杰下令焚毁千余艘陆上战船，将20万军民全部集中于海上，以铁索连船构筑防线。这种“破釜沉舟”的战术，实则是南宋残军在绝境中的无奈之举。
二、崖山决战：二十二日血火炼狱
1279年正月，元军统帅张弘范率水陆两军合围崖山。这场持续22日的海战，创造了中国古代海战规模之最：元军投入战船400艘、将士2万余人；南宋方面则有战船千余艘、军民20万之众。张弘范采用“北兵攻其北，南兵攻其南”的战术，先断宋军淡水供应，继以火攻摧毁部分战船。至3月19日决战日，元军南北夹击，宋军防线彻底崩溃。
《宋史》记载，当元军攻破中军大船时，赵昺的龙舟被铁索固定于船阵中央，象征着“与国同存亡”的决心。然而，当陆秀夫见大势已去，为避免重演“靖康之耻”，毅然选择以死殉国。他先为赵昺换上龙袍，跪拜道：“陛下，德祐皇帝（宋恭帝）被掳北上已使国家蒙羞，今日万不可再受辱！”言罢背起幼帝，在十万军民的哭喊声中跃入大海。
三、崖山遗恨：历史记忆的多重镜像
赵昺之死，在后世史书中留下诸多争议与传说。元朝官方史籍《元史》虽记载“宋主昺赴海死”，但对其遗骸下落语焉不详。民间则流传着“海鸟护尸”的传说：赵昺遗体随潮漂至赤湾（今深圳南山区），被海鸟覆盖遮蔽，后由天后庙僧人发现并安葬。今深圳市赤湾村的宋少帝陵，虽被证实为衣冠冢，却成为后世凭吊这位末代幼帝的重要场所。
更耐人寻味的是，《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世祖忽必烈曾下诏追捕“宋末帝赵昺及丞相陈宜中”，暗示赵昺可能未死。但多数史学家认为，这或是元朝为彻底消灭南宋抵抗势力而制造的舆论。结合崖山海战后张世杰、杨淑妃等核心成员相继殉国的事实，赵昺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四、精神遗产：崖山之后的中国
赵昺之死，不仅是一个王朝的终结，更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宁死不屈”的象征。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写下“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正是对崖山精神的高度概括。明代学者钱谦益评价：“崖山之后，已无中国”，虽显偏激，却道出了宋亡对文化认同的深刻冲击。
今日崖山海战遗址，仍可见当年战船残骸与“宋少帝陵”碑刻。每逢清明，总有民众自发前来祭奠，将白菊投入大海，以告慰这位八岁殉国的幼帝。赵昺的生命虽定格于崖山波涛之中，但其以死捍卫民族尊严的壮举，却如崖门奇石般屹立千年，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守护文明的精神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