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株连刑罚的残酷历史中，“诛十族”是仅见于明代的极端案例。1402年，建文帝旧臣方孝孺因拒绝为篡位的明成祖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处以“诛十族”之刑，其宗族、亲友、门生共计873人被屠戮，行刑持续七日，血染南京聚宝门外刑场。这一事件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株连屠杀，更成为后世探讨忠节、暴政与人性底线的经典案例。
一、历史背景：靖难之役与朱棣的合法性危机
1399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动靖难之役，历时四年攻占南京，推翻建文帝朱允炆政权。为巩固统治，朱棣亟需获得士大夫阶层的支持，而方孝孺作为建文帝的核心谋臣、明代大儒，其影响力远超一般官员。朱棣命其起草即位诏书，实为借方孝孺之笔为篡位行为披上合法外衣。然而，方孝孺当庭斥责朱棣为“燕贼篡位”，甚至以“便十族奈我何”的决绝态度回应朱棣的威胁，彻底激怒了这位新君。
朱棣的愤怒源于双重焦虑：其一，方孝孺的忠诚象征着建文旧臣的集体抵抗意志；其二，儒家士大夫的道德批判可能动摇其统治的合法性。为彻底摧毁这种精神象征，朱棣突破传统“诛九族”的刑罚框架，将方孝孺的门生、朋友列为第十族，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株连案例。
二、十族之殇：873条生命的构成与行刑细节
根据《明史纪事本末》《熹宗实录》等史料记载，方孝孺的“十族”包括：
父族四：方孝孺本族、出嫁的姑母一族、出嫁的姐妹一族、出嫁的女儿一族；
母族三：外祖父一族、外祖母一族、姨妈一族；
妻族二：岳父一族、岳母一族；
第十族：门生、故旧及同乡。
行刑过程堪称惨烈：朱棣下令将873人分批押至刑场，每处决一人前均质问方孝孺是否屈服，但无一人在死亡面前低头。方孝孺之弟方孝友被押至刑场时，曾吟诗宽慰兄长：“阿哥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这种集体赴死的悲壮，使刑场成为儒家忠节精神的祭坛。
行刑持续七日，南京聚宝门外血流成河。据传，方孝孺的鲜血溅至午朝门丹墀石上，形成经年不褪的血迹，成为后世凭吊的象征。方孝孺本人则被凌迟处死，其妻郑氏与两个儿子自缢，两个女儿投秦淮河自尽，家族女性亦以决绝方式捍卫气节。
三、历史争议：真实与虚构的边界
尽管“诛十族”事件广为流传，但其历史真实性存在争议：
官方史料的模糊性：《明史·方孝孺传》仅记载其被“磔死”，未提及“十族”及具体人数；《天顺日录》仅言“夷其族”。最早明确记载“诛十族”的文献为明代野史《野记》，后被《姜氏秘史》《皇明通纪》等引用。
万历年间的建构：万历中后期，随着东林党崛起，方孝孺的忠节形象被刻意强化，成为批判朱棣暴政的政治符号。崇祯《宁海县志》、黄宗羲《方正学孝孺传》等文献的补充记载，可能掺杂了后世的价值判断。
数字的象征意义：873人这一精确数字，或为后世文人根据“十族”框架推算得出，其真实性难以考证。但无论如何，大规模株连屠杀的事实不容否认。
四、文化记忆：从历史事件到精神符号
方孝孺之死超越了个人悲剧，成为儒家忠节文化的象征：
士大夫的精神标杆：清代学者齐周华评价：“靖难受祸惨烈者，亦莫若孝孺。无论知与不知，无不义而悲之。”方孝孺的殉难，强化了士大夫阶层“以死守节”的道德传统。
暴政的警示案例：明代历史地理学家王士性指出：“自古节义之盛无过此一时者。”方孝孺的遭遇成为后世批判专制暴政的经典案例，其“十族”之刑被视为权力滥用的极端表现。
民间记忆的塑造：南京午朝门血迹石的传说、方孝孺幼子逃亡续脉的故事，均反映了民间对忠臣的同情与对暴政的控诉。这些传说虽缺乏史料支撑，却构成了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