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是唐朝开元名相、政治家、文学家、诗人，西汉留侯张良之后，西晋壮武郡公张华十四世孙。他聪明敏捷，善于属文。他举止优雅，风度不凡。富有胆识和远见，忠耿尽职，秉公守则，直言敢谏，选贤任能，不徇枉法，不附权贵，为“开元之治”作出了积极贡献。唐玄宗即位，迁右补阙，得到宰相张说奖拔，拜中书舍人，迁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迁中书令，开元盛世的最后名相。
文学创作
初唐以来，文学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一群社会地位不高的文人。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成功同某些具有远见的权势人物的支持有一定关系。如高宗的股肱重臣薛元超，曾举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杨以“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王勃集序》）之语，称颂薛氏对他们的文学事业所起的作用，四杰因此能在一时间造成很大势头。四杰、陈子昂之后，到了中宗神龙、景龙年间，应制之风大盛，诗坛有故态复萌的趋势。
在开元前期，身兼执宰大臣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张说、张九龄对扭转这一趋势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诗，虽因地位关系不免常常作出努力报效君主的表述，但内中同时也包涵了积极求取自我人生价值的热情，因而能脱出徒为虚饰的宫廷文学陈习，具有感人的生气。他们作出的表率和对众多优秀诗人的奖拔，使得唐诗的变革和发展得到有力的延续和推进。
张九龄七岁知属文，有文名，张说称他“后出词人之冠”。有诗《感遇》12首，名列《唐诗三百首》第一首，和陈子昂的《感遇》38首相提并论，其中“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一联，更是他高洁情操的写照。另外，张九龄的五言律诗情致深婉，如：《望月怀远》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唱绝千古。可以说，他是张说之后又一个既有权位又受人钦慕的文坛宗匠。
张九龄的诗文创作在精神上和张说有一脉相承之处。他高度评价张说以王霸之气充实诗文，在他的诗里，也不时可以读到“中览霸王说，上徼明主恩”（《酬王履震游园林见贻》），“弱岁读群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怀玉，佩印从负薪”（《叙怀二首》之一）之类的句子。
但是，和张说的诗歌重在讴歌功业抱负不同，张九龄的诗歌更多地表现在穷达进退中保持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在遭李林甫排挤罢相后，这种态度尤其鲜明。他一方面希望切入社会政治，追求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举，另一方面又力图持超越态度，把“仕”和“隐”这一对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不愿为追求功业而屈己媚世。这种进退裕如的生活追求，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中包涵以主动姿态设计自我人生道路的欲望。而功名事业和自由人生，也正是盛唐诗的两条主要轨迹。
在艺术表现上，张九龄的诗歌不像张说那样直抒胸臆，而是以兴寄为主，显得委婉蕴藉。例如他的《感遇》十二首，均以芳草美人的意象，托物言志，抒写自己所信守的高尚品格。这些诗篇受楚辞的影响较多，但情辞委婉，在古典传统上，可以说是兼有“风”、“骚”的情韵。
张九龄夙好山水清赏，喜表现风清月朗的江山与孤高清莹的襟怀的契合。他在艺术上着意追求“言象会自泯，意色聊自宣”（《题画山水障》），即重在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的理想，这就使他的一些写景诗突破了前人多注重极貌写物、工于形似的表现手法，而在主客观的交融中大力加强抒情意味。
他写月夜的诗，情韵最为隽永，如《西江夜行》、《望月怀远》。这些诗中所展现的澄澈柔美的夜景，处处渗透着婉约深长的情思，分不清哪是景语，哪是情语，诗里的物色和意兴已经浑然一体了。胡应麟说：“曲江诸作，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诗薮》）又说“张子寿首审慎态度创清澹之派”（同上），认为他下开孟浩然、王维等一路的诗风。这是十分中肯的。
张九龄诗歌成就颇高，独具“雅正冲淡”的神韵，写出了不少留存后世的名诗，并对岭南诗派的开创起了启迪作用。九龄才思敏捷，文章高雅，诗意超逸，其《感遇》、《望月怀远》等更为千古传颂之诗。有《曲江集》二十卷传世。张九龄的诗早年词采清丽，情致深婉，为诗坛前辈张说所激赏。被贬后风格转趋朴素遒劲。
政治主张
张九龄是开元时期的贤相之一，也是唐代唯一个由岭南书生出身的宰相。他耿直温雅，风仪甚整，时人誉为“曲江风度”。即使罢相后，如有人向玄宗举荐人才，玄宗辄问道：“其人风度得如九龄否？”开元末年，玄宗倦于理政，渐渐沉迷享乐，疏远贤人。在小人得志的凶险政情下，张九龄能守正嫉邪，刚直敢言，成为安史之乱前最后一位公忠体国、举足轻重的唐室大臣。
他曾坚拒武惠妃的贿赂，粉碎了她危及太子的阴谋；他也曾反对任用奸佞的李林甫、庸懦的牛仙客为相，以至屡忤玄宗意，终于罢相。他目光远大，曾言安禄山“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然而不为玄宗采纳。后来安史乱起，玄宗仓皇入蜀时，忆起九龄平生之言，痛哭之余，唯有遣使祭奠故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