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柴荣驾崩，其幼子周恭帝柴宗训即位。此时的后周正处于“主少国疑”的关键时期。960年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赵普合谋上演了一出“黄袍加身”的大戏，北宋王朝在这一场闹剧中粉墨登场。
为了预防武将擅权的戏码再次上演，宋太祖又策划了一起“杯酒释兵权”，至此北宋“文人治国”的政治思想被正式确立。相比较于武将谋国来说，“文人治国”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避免“陈桥驿兵变”的悲剧再次上演。
北宋通过改革，采取了以文立国的国策，实行文人统治。
宋太祖把科举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军队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
由于宋代皇帝都能较好地执行太祖的祖训，大臣和文官也敢于发表意见，使皇权得到一定的束缚，大臣参与决策与执行政策的权力比前朝都大。
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这种开明的政治气氛，造成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这种比较开明的政治为他朝罕有，也为宋朝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但由于文官阶层的局限性，很容易出现“党派之争”和“君子之奕”。
当时北宋很多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几乎都无法免俗的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其中。文人集团的“朋党”之争，从一开始简单的的改制争执，到最后开始出现了政见之争。这其实才是北宋开始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朋党”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存在，当时在北宋年间，同一年考取进士的考生以“同年会”的形式维系同窗之谊。取得功名之后就会入朝做官，并逐渐攒下自己的人脉，随着官职高升也使得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更加稳固。官员拥有大量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使自己在官场上处于不败之地。
北宋“重文轻武”的治国方略，逐渐使北宋时期的文官权力不断上升。官员权力越大皇帝越忌惮，所以皇帝就会通过各种手段，来控制官员手中的权利。因此设置了御史台和“台谏”。随着台谏对官吏作用越来越明显，官吏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互相吹捧的恶习。
而此时“朋党”正在悄然酝酿，并成为当时官吏之间相信赖和交往的一种途径。“朋党”之间相互倾轧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从一开始的改革意见不同，到最后的政见之争，朋党之祸愈演愈烈。这使当时北宋的政坛开始出现了震荡的矛头。
北宋“朋党”出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文官集团为了维护自身“政治利益”。
文臣之间由于思想和言论不同会出现争执，因此北宋的“朋党”关系逐渐形成，并成为当时社会具有特殊意义的存在。
纵观历史在封建社会中，这种“朋党”之争一直存在，而在北宋年间由于畸形的政治形态，使得“朋党”之争最为严重，并最终影响到国家的发展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