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起，战国时期秦国名将，他是继孙武、吴起之后又一个杰出的军事家、统帅，“兵家”代表人物，他与廉颇、李牧、王翦并称为战国四大名将。接下来历史资料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秦国的政治权力分配也是极具特色的，既不像晋国、齐国那样卿族一言九鼎，也不像宋国、鲁国那样公族大权独揽，而是出现一种“活化”与制衡的局面。相较东方诸国而言，秦国是最早走向中央集权的国家，这和它政治权力分配的“活化”和制衡不无关系。诸如白起、王翦等采用“军功群体”的称谓较为合适，正是战国时期“军功群体”的辉煌与落寞折射了功勋卓著白起的生和死。
一、秦国战神白起
1、白起作为一位军事家还极具政治眼光
秦国军功群体的代表人物首推秦昭襄王时期的著名将领白起。白起虽然有史籍曾称其为公孙起，但仅此一例，并没有别的史料作为佐证，证明其出身公族，所以本文还是倾向于将其列入秦国的军功群体。白起之所以能够进入秦国的权力核心，成为秦国最高军事长官，与秦昭襄王时期的外戚群体在秦国的掌权密不可分，《史记 穰侯列传》记载“白起者，穰侯之所任举也，相善。”在得到魏冉的赏识与举荐之后，白起迅速展现了其军事才华。秦昭襄王十四年，破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秦昭襄王二十九年，拔楚鄢、郢，因功被封武安君;至秦昭襄王四十七年，长平之战歼灭赵军有生力量四十五万，当时唯一能在军事上和秦国一较高下的军事强国赵国从此一蹶不振。
可以说白起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扭转了战国后期秦国与东方六国的军事实力对比。而难能可贵的是白起作为一位军事家还极具政治眼光，据《战国策 中山策》记载，昭襄王在以士兵疲惫为由，拒绝了白起一鼓作气攻打邯郸灭赵的建议之后，于长平之战的第二年再次想进攻赵国时，曾和白起有过一番对话，白起拒绝率军出征。白起不仅长于军事指挥，而且对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情况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都有着准确的把握，这番说辞丝毫不亚于善于分析时局的纵横家们。
2、白起之死皆因个性鲜明
虽然白起是一位具有政治洞察力的军事家，为秦国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却因为自己鲜明的个性，违抗日趋集权的秦昭襄王的命令而导致被赐死，但直到临死前白起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无奈的以为“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而今天大多数学者认为，范雎在其中也起到关键作用，如林剑
鸣先生在《秦史稿》中所论述：“白起之死固然与秦昭王有直接关系，但根本原因还是范雎在一旁煽动所致，是统治阶级内部将、相争权所酿成的一幕悲剧。”其实，可以将白起之死看做客卿和外戚权力斗争的延续，白起的崛起得益于魏冉的举荐，而且两人“相善”，在魏冉失势就封以后，范雎自然将矛头指向了手握军权的白起。
而在二者的权力斗争中，秦昭襄王坚定的站在了客卿一边，从魏冉的被逐到白起的赐死，都体现了这一点，这显然是君主集权的需要，外来的客卿群体显然要比外戚和军功群体好控制的多，而且只身一人，靠自身才能闯荡天下的客卿群体，也更加适合日益完善的官僚体制发展要求，这也是在受到魏冉排挤打压之后，秦国客卿群体在秦国能重新掌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秦国的军功群体与秦国的军功爵制
1、军功爵制
军功爵制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对立有军功者予以奖励的制度，并不是秦国所独有的。秦国的军功爵制是由商鞅确立完善的，有学者认为是军功爵制造就了秦国的军功群体，其实并不尽然。首先，秦国军功爵制本身就存在着明显的“二层台结构”，其分界线就是第十级左庶长，如商鞅、樗里疾、白起等人并不是由第一级公士开始逐级递升的，而是直接就被授予左庶长或以上的爵位的，这只能理解为军功爵制分为两层，左庶长以下授予被统治阶层，而左庶长以上则是授予统治阶层内部的各群体。其次，白起等人也不是逐级递升的。最后，到了战国后期秦国官僚体制逐渐完善，军功爵也不再与军功群体相联系，比如王翦等人，史籍记载中不再称其爵位，而是称其官职。
2、军功群体与军功爵制似乎没有必然联系
军功群体既不遵循军功爵制的规定，也不受军功爵制限制，其与军功爵制似乎没有必然的、稳定的联系。虽然朱绍侯先生认为“对于‘军功’不能机械的理解，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讲，只有在战场上斩将杀敌，才算军功;从广义讲，凡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事绩，都可以按军功论赏。”但是，广义的“军功”范围似乎过于宽泛了些。所以，秦国的军功群体兴起与秦国的军功爵制关系并不密切，军功群体的兴起更多的还是得益于其他政治群体的举荐和兼并战争的需要。
三、秦国军功群体与东方诸国军功群体之比较
1、秦国军功群体兴起较晚
在战争频繁的战国时代，军功群体并不是秦国所独有的，而在东方诸国中也是普遍存在的，其出现的时间似乎比秦国军功群体还要早一些，这与官僚体制的完善和文武职的分离密不可分。春秋时代，各国大多是军政不分，卿大夫不仅协助国君处理政务，而且在战争中会作为统帅指挥作战。到了战国时代，随着兼并战争的进行，各国都建立了常备兵，推行普遍征兵制，战争的规模逐渐扩大，战争的方式也随之改变，这迫使官僚体制中不得不文武分家，由具备军事才能的人来指挥作战，使得一些非贵族出身的本国人通过军功进入统治集团上层，军功群体由此登上历史舞台。东方诸国的文武职分离是比较早的，以率先变法的魏国为例，魏文侯时曾先后以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而以乐羊、吴起、翟角为将。而秦国文武职的分离是比较迟的，直到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之时，由左庶长升为大良造，大良造就是秦国当时的最高军政长官，史籍中还有商鞅率军进攻魏国的记载。
而秦国相位的设立是在秦惠文王十年，即公元前 328 年，此时已经是战国的中期了，而且也仅仅是形式上的文武职分离，史籍中还经常能够看到位居相位的张仪、樗里疾、甘茂、魏冉领兵作战，真正的文武职分离恐怕要到秦昭襄王四十一年范雎任秦相以后。大部分秦国军功群体都是活跃于秦昭襄王和秦王政在位时期。所以说，从时间上看秦国军功群体的兴起要晚于东方诸国军功群体。
2、秦国军功群体发挥的作用更大
东方诸国军功群体的兴起虽然早于秦国军功群体，但是其地位作用却不可同日而语。东方各国受宗法制影响较深，用人为亲的思想根深蒂固，除了少数积极进取、锐意改革的君主注意吸收其它阶层的精英份子外，大多数君主还是更多的重用自己的亲族，导致权力体系的僵化，政治权力分配的失衡，包括军功群体、客卿在内的其它政治群体长期被排斥、被边缘化，这在战国后期体现的尤其明显，最典型的当属赵国。赵国也是个军事将领辈出的国家，廉颇、李牧、赵奢、乐乘 、司马尚、庞煖，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可与秦国的军事人才一争长短。但是，却没有见到哪位赵国将领像长平之战的白起和灭楚的王翦般统帅倾国之兵与敌国作战，也没有见到有史籍记载哪位赵国将领能像李信般战败后能不受责罚而继续统帅军队，更多的是史籍记载赵国的军功群体受怀疑、被撤换、屡屡被秦国施展反间计，而国家权力却长期被无所作为的公族群体公子成、平阳君赵豹、平原君赵胜所把持。
赵国只是战国时代东方各国的一个缩影，宋人洪迈总结道：“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如齐之田忌、田婴、田文，韩之公仲、公叔，赵之奉阳、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为相。”军功群体的受排斥、被边缘化也是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六国军事上失利的直接原因。
结语
战国时期的秦国则不然，政治权力分配更加优化，公族群体逐渐退出政治权力的核心，政治权力分配更加多样化。经历了怀、灵、简、惠四公的动荡之后，秦国君主逐渐意识到公族势力对君权的威胁，再加上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对公族宗室的打击，虽然秦惠文王时期由于排外思想影响公族成员曾一度重新受到重用，但秦昭襄王即位之初魏冉就又对群公子进行屠戮，到秦昭襄王时代除樗里疾、公子池两人外已很难见到秦国公族成员出现在秦国统治集团的决策层，公族成员更多的是在其他方面发挥作用。而公族受到打击留下的权力真空则被客卿、外戚和军功群体所弥补，虽然它们之间既有斗争又有联合，但是总的来说还是顺应了当时秦国日趋中央集权的发展需要，加之官僚体系的逐渐完善，使得秦政权充满了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