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司马懿以“隐忍大师”的形象载入史册。他辅佐曹魏四代君主，前期以勤勉忠诚著称，却在晚年发动高平陵政变，彻底颠覆曹魏政权。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权力博弈、人性欲望与时代变局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曹操时代：锋芒初露与自我保全
司马懿初入仕途时，对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持保留态度，甚至以“风痹病”为由拒绝征召。但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强征其入府，司马懿不得不接受现实。此时的他，在曹操眼中是“狼顾之相”的潜在威胁，但尚未具备挑战权威的资本。
在曹操麾下，司马懿以“主簿”身份处理文书，提出“先吴后蜀”的战略建议未被采纳，却因此积累了政务经验。他深知曹操的猜忌，始终保持低调，甚至在孙权劝进曹操称帝时，选择附和而非反对。这种顺从并非忠心，而是权宜之计——正如《魏略》记载，曹操若真发现其野心，宁可错杀也不会留情。
二、曹丕时代：权力上升期的忠诚表演
曹丕继位后，司马懿迎来转机。他成为曹丕“四友”之一，参与制定《九品中正制》，巩固士族利益。此时的他，虽未掌兵权，却通过政务处理展现才能，逐渐赢得信任。
曹丕对司马懿的“重用”实则暗含制衡：军权始终由曹真、曹休等宗室掌握，司马懿仅负责后勤与战略规划。例如，226年曹丕伐吴时，司马懿留守许昌，而前线指挥权归于曹休。这种安排既利用其才能，又防范其坐大。司马懿对此心知肚明，表面上更加勤勉，甚至在曹丕临终时被指定为辅政大臣之一。
三、曹叡时代：军权在手与野心萌芽
魏明帝曹叡时期，司马懿的权力迎来质变。随着曹真、曹休的去世，他成为唯一能对抗诸葛亮的统帅。231年，司马懿首次独立指挥对蜀战争，虽被诸葛亮压制，却积累了军中威望。
曹叡对司马懿的态度复杂：既依赖其军事才能，又时刻警惕。例如，诸葛亮病逝后，司马懿建议乘胜灭蜀，曹叡却以“权归有司”为由拒绝，并迅速将其调离前线。但辽东叛乱时，曹叡无人可用，只得命司马懿挂帅。此战胜利后，司马懿在军中的地位彻底确立。
这一时期，司马懿的野心开始显露。据《晋书》记载，青龙二年（234年），其子司马师毒杀妻子夏侯徽，原因竟是“后知帝非魏之纯臣”。尽管此事存在争议，但至少表明司马懿家族已开始为权力更迭做准备。
四、曹芳时代：权力真空下的致命一击
曹叡临终前，将八岁幼子曹芳托付给司马懿与曹爽。这一安排看似平衡，实则埋下祸根：曹爽代表宗室势力，司马懿则象征士族利益。
曹爽掌权后，迅速排挤司马懿，夺其兵权并架空其政务。面对打压，司马懿选择隐忍：他装病蛰伏，暗中联络士族，并秘密训练三千死士。这些死士的培养需数年之功，证明其谋反计划早已启动。
正始十年（249年），高平陵之变爆发。司马懿以“清君侧”为名发动政变，利用曹爽的优柔寡断迅速控制洛阳。此战中，他展现出冷酷的政治手腕：不仅诛杀曹爽三族，还借机清洗异己，彻底掌握军政大权。
五、谋逆之心的本质：权力欲望的终极释放
司马懿的谋逆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权力制衡的失效：曹魏三代君主对司马懿的“用而防之”，使其长期处于权力边缘。当曹爽打破平衡时，司马懿的反抗成为必然。
士族利益的驱动：作为河内司马氏的代表，司马懿需为家族争取更大利益。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使其与士族结成利益共同体，推翻曹魏成为共同目标。
个人野心的膨胀：从拒绝曹操征召到主动发动政变，司马懿的权力欲望随地位提升而不断增长。高平陵之变前，他已通过训练死士、联络士族完成所有准备，只待时机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