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书省作为中国古代最高决策机构，其官职设置贯穿封建王朝中枢权力运作的核心。自汉武帝设中书谒者令至明洪武十三年废除，这一机构的官职体系历经宦官掌权、士人执笔、三省分权的复杂嬗变，既承载着皇权与相权的博弈，也折射出古代官僚制度的精密设计。
一、魏晋至隋唐：三省制下的官职分工
1. 决策核心：中书令与中书侍郎
曹魏时期，中书省以“中书监”“中书令”为长官，初设时即掌机要。西晋沿袭此制，中书令与中书侍郎构成决策中枢，前者统领全局，后者辅佐议政。至唐代，中书令位列正三品，掌“佐天子执大政”，中书侍郎为正四品，负责“参议朝廷大政”。唐代中书令曾短暂更名“右相”“紫微令”，但职能始终如一。
2. 文书枢纽：中书舍人
中书舍人掌“侍进奏、参议表章、草拟诏旨”，其职责随历史进程不断加重。南朝时，舍人“入直阁内，出宣诏命”，逐渐掌握机要实权；唐代设六名中书舍人，分押六部事务，并实行“五花判事”制度——舍人可就军国大政发表意见并署名，最终由“知制诰”执笔草诏。此职因“文士之极任”成为入相跳板，白居易、元稹等均曾任职。
3. 辅助官职：通事舍人与起居舍人
通事舍人掌“朝见引纳、殿廷通奏”，负责引导四方朝贡、宣旨劳军；起居舍人则专职记录皇帝言行，修撰起居注，季终交付国史馆。二者虽品级较低（从六品上），却是中书省与内外廷沟通的关键节点。
二、宋元变革：官职体系与权力的重构
1. 宋代中书门下：中书舍人专权
宋代中书省与门下省合并为“中书门下”，中书舍人成为实际决策者。元丰改制后，中书省复设判省事一人，由外制官充任，另置中书侍郎代行中书令之职。此时中书舍人分掌吏、户、兵礼、刑、工八房庶务，其“批答除授省、台、寺、监高级官员”的权力，标志着相权对皇权的进一步渗透。
2. 元代集权：中书丞相的独尊地位
元代废三省制，中书省总领百官，设中书令（常由皇太子兼领）、左右丞相及平章政事四员、左右丞二员。中书丞相“总理中枢政务”，六部直接受其统辖，形成“一省制”下的绝对权力。例如元仁宗时期，铁木迭儿三次入相，把持朝政多年，凸显中书省长官权势之盛。
三、明代废置：官职体系的终结与影响
1. 洪武初年的权力架构
明初沿袭元制，中书省设左右丞相（正一品），统领六部。李善长、徐达等开国功臣任丞相时，中书省“总理天下政务”，六部尚书仅为丞相属员。此阶段中书省属官包括左司郎中、员外郎、中书舍人等，负责整理奏章、转达诏令。
2. 胡惟庸案与中书省废除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以“擅权枉法”被诛，朱元璋借机废中书省，罢丞相职，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中书省官职体系彻底瓦解，仅存中书舍人一职，但职能已从“掌制诰”降为“缮写文书”，品级亦降至从七品。此举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宰相制度的终结。
四、官职演变的深层逻辑
1. 皇权与相权的动态平衡
中书省官职体系的每一次调整，均服务于皇权强化：魏晋设中书省以分尚书省之权，唐代三省分立以制衡相权，元代废三省以集权，明代罢丞相以绝后患。中书令从“掌佐天子”到“虚而不设”，中书舍人从“参议军国”到“缮写文书”，折射出皇权对中枢权力的绝对掌控。
2. 文书制度与决策效率
中书省官职始终围绕文书运转设计：中书舍人“草拟诏敕”、通事舍人“通奏表章”、起居舍人“修撰实录”，构成从决策到记录的完整链条。唐代“五花判事”制度通过集体署名规避决策风险，元代“一省制”则以简化流程提升行政效率，均体现文书制度对权力运行的支撑作用。
3. 官僚体系的专业化与流动性
中书省官职逐渐形成“专业分工+流动晋升”模式：中书舍人分押六部、起居舍人专司修史、通事舍人掌外交礼仪，体现官僚体系的专业化；而“舍人入相”传统（如唐代常衮、宋代晏殊）则保持了官员的流动性，避免权力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