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史籍中，《旧唐书》与《新唐书》作为记载唐朝历史的正史，一直是历史研究者和爱好者探讨的焦点。二者成书时间相隔百年，编纂背景、作者立场、内容取舍皆有不同，导致可信度问题争议不断。
一、史料来源：原始性与时代性的碰撞
《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由刘昫等人在唐朝灭亡仅数十年后编纂完成。其核心史料直接取自唐代官修的《国史》《实录》及中晚唐实录，这些档案多为唐代史官根据第一手资料整理而成，保留了大量原始信息。例如，关于唐玄宗颁布的“幸西京长安”敕书，旧唐书虽未直接引用原文，但通过本纪的详细记载，仍能还原事件脉络。此外，旧唐书对诏书、政论文章的完整收录，为研究唐代政治思想提供了珍贵素材。
《新唐书》则成书于北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由欧阳修、宋祁等名家主持修订。其编纂背景是北宋统治者认为旧唐书“繁秽失实”，需“正其谬误”。然而，新唐书的史料来源已与唐代相隔百年，部分内容依赖后世的补充与删改。例如，关于武则天“杀女嫁祸王皇后”的记载，旧唐书仅轻描淡写提及“公主夭折”，而新唐书却添加了详细情节，但这一说法缺乏唐代原始档案支持，更可能是宋代文人基于男权偏见对武则天的刻意抹黑。
二、编纂目的：政治立场与历史修正的博弈
《旧唐书》的编纂者多为晚唐五代史官，其立场相对中立，旨在记录唐朝兴衰的全貌。尽管书中存在为帝王避讳的曲笔（如对唐太宗与隐太子之事的隐晦处理），但整体仍以保存史料为首要目标。例如，关于王仙芝起义地点的记载，旧唐书明确指出其“起于濮阳”，这一说法与唐代行政区划（贞观八年废长垣县，唐后期未复置）完全吻合，而新唐书及后世史书因未考据地理变迁，误称起义于“长垣”，导致学术争议。
《新唐书》的编纂则带有强烈的政治修正色彩。北宋统治者希望通过重修史书，强化封建正统观念，因此对农民起义、女性掌权等事件评价严苛。例如，新唐书对黄巢起义的描述充满贬斥，却忽视了其背后的社会矛盾；对武则天的评价也远比旧唐书刻薄，甚至捏造“杀女”情节以否定其合法性。此外，新唐书为追求文采，删减了大量诏书、政论文章，导致内容空洞化，部分史实因缺乏原始依据而失真。
三、内容细节：真实性与逻辑性的检验
军事记载的矛盾：关于唐太宗征讨东突厥的行军路线，旧唐书与新唐书存在显著差异。旧唐书明确记载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而新唐书却将其改为薛万淑，并调整了其他将领的职务。这一矛盾导致后世学者（如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不得不沿用旧唐书的记载，因其更符合唐代军事制度与地理实际。
人物评价的偏见：新唐书对李建成的评价存在明显低估。旧唐书明确记载了李建成在征西河、打稽胡、平刘黑闼等战役中的功绩，而新唐书却将其描述为“无能之辈”，将战功几乎全部归于李世民。这种片面性不仅违背了唐代原始档案的记载，也与宋代文人试图神化李世民、否定李建成的政治目的密切相关。
史实逻辑的漏洞：新唐书关于“侯君集谋反”的记载存在逻辑矛盾。书中先认定侯君集谋反，再通过李靖的“预判”佐证其罪行，却忽视了谋反的主谋实为太子李承乾。这一编排不仅扭曲了历史真相，也暴露了新唐书编纂者为追求戏剧性效果而牺牲史实准确性的倾向。
四、可信度结论：旧唐书更接近历史原貌
综合史料来源、编纂目的与内容细节，《旧唐书》的可信度显著高于《新唐书》。其核心优势在于：
原始性：直接取材唐代档案，保留了大量未被后世篡改的第一手资料；
中立性：编纂者立场相对客观，较少受政治偏见影响；
完整性：对诏书、政论文章的完整收录，为研究唐代政治、思想提供了丰富素材。
相比之下，《新唐书》虽在体例规范、文采修饰上有所创新，但其为强化封建正统观念而进行的删改与捏造，严重损害了史实的真实性。正如历史学家岑仲勉所言：“读旧唐书，感觉用语流畅，很多东西一看就知道是从原始材料中摘抄的；而新唐书则因过度求简，导致关键史实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