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这就是“第一知己”典故的来源。这首诗是一首情诗，而且是一组二十四首情诗之一。这些情诗梁启超并不是写给自己的妻子李惠仙的，而是他在日本认识的一位商人女儿，她叫何蕙珍。
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清政府不仅处斩了戊戌六君子，而且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展开追捕。梁启超不得已逃亡日本。
在日本期间，他与康有为发起组织保皇会。保皇会的宗旨是驱逐慈禧太后，尊崇光绪皇帝，让他掌握朝政进行变法。其实与维新变法的性质没有太大区别。
今日议保全中国，唯有一策，曰尊皇而已。
不同的是他们的经费来源于国外的华侨。所谓“劝导侨胞，广筹经费”。
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的邀请，来到日本的檀香山，向当地的华侨富商发起筹款。
梁启超虽然才高八斗，虽然学过不少西学，但是大部分都是翻译过来的知识，并不是外文原书，所以他英文一直不怎么好。而与侨商打交道又经常需要用到英文，处理一些英文文件。
为了解决这方面困难，加入保皇会的一位侨商便向他推荐了自己的女儿何蕙珍充当他的翻译。
梁启超早年参加会试不中之后，在返回广东老家的途中经过上海，看到了《瀛环志略》一书，其中对于西方文化、地理的介绍深深吸引了梁启超。自此之后，他对西方的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学问、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与康有为的认识其实也是因为此。
而何蕙珍从小生活在美国，接受西方的教育。她的性格、思维方式、穿着打扮、生活习惯等各方面都与当时国内很少有机会接触教育的传统女子有很大区别。这让对西学向往的梁启超耳目一新。
而且当时梁启超身处异国他乡，四处奔波流离，心灵非常孤寂。何蕙珍当时又年方二十，年轻漂亮。更重要的是，何蕙珍特别欣赏梁启超的才学，非常喜欢看他的文章。并且经常写文章为梁启超的学说辩护，为梁启超做各种宣传。
两人相互之间都互相欣赏，很容易便互相爱慕。最开始展开行动的其实是何蕙珍。他没有扭扭捏捏，而是很直接地向梁启超要了一张他的个人照片。虽然没有明确表白，但是这一举动无疑是表达了一切。而梁启超更是对她朝思暮想，爱得不能自持。
他在家信中曾这样写道：余归寓后，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明知待人家闺秀，不应起如是念头，然不能制也。
他对何惠珍不仅是出于爱慕，而且是出于利益。他曾想过自己要是有个会英文，又对西方文化了如指掌，且有一位侨商父亲，以后她帮助自己处理事务，接待宾客，自己会是多么有面子。
他越想越觉得完美，不觉便生出了想要娶何蕙珍的念头。
可是，梁启超在家乡其实早就有妻子了，他的妻子名叫李惠仙，是他的乡试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
李端棻也是一位维新变法的倡导者。光绪时他担任礼部尚书。梁启超、康有为就是他推荐给光绪帝的。他同时也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最早倡建者。由此可见，他的眼光非常毒辣。
当年梁启超参加会试，李端棻与另一位主考官都看中了梁启超的才学，认为他以后必定前途无量。李端棻没有计较辈分和地位的差别，毅然将自己的堂妹李惠仙嫁给了当时只是一名举人的梁启超。而且梁启超虽是士绅之家，但是家庭其实并不富裕，家中也没有人在朝为官中。这在当时讲求婚姻门当户对的官绅阶层实在难能可贵。
李惠仙到了梁家之后，并没有因为父亲地位的缘故横行霸道，而是悉心照顾公婆，甘心做梁启超的后盾。梁启超在外打拼时，一直是李惠仙在照顾家人跟孩子。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李惠仙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慷慨陈词，支持丈夫。他毅然带着女儿逃往了澳门，让梁启超免除了后顾之忧，也让官场上的一些有心之人扑了一场空。
梁启超得知这些事后，对妻子非常感激。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闻卿慷慨从容，辞色不变，绝无壮言。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
梁启超称李惠仙为“闺中良友”，可见其夫妻感情之深厚。这是经过患难考验的真情，不是能轻易舍弃的。何况两人还有孩子，而且李端棻还是其坐师兼志同道合、一起组织变法的战友。
当时梁启超倡导改革的一个方面就是一夫一妻制。梁启超喜欢何惠珍，但是又无法舍弃李惠仙，他的人生继学问、事业的选择之后，又面临婚姻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