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传国玉玺始终是最具象征意义的权力信物。自秦始皇命李斯以和氏璧雕琢“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玉玺起，这枚承载着“天命所归”的玉器便成为历代王朝正统性的核心标志。然而，历经两千余年战火与权力更迭，这枚玉玺最终在五代十国时期彻底消失，其最后一次确切现身与消亡轨迹，成为解开中国皇权符号演变的关键密码。
一、玉玺的千年流转：从秦汉到盛唐的权力见证
传国玉玺的传承脉络在秦汉至隋唐时期相对清晰。秦末，刘邦攻入咸阳时，秦王子婴献玺于轵道亭，玉玺自此成为汉家天子象征。西汉末年王莽篡汉时，孝元太后怒掷玉玺，致其一角崩裂，后以黄金修补，形成“金镶玉”的独特形制。东汉末年，孙坚在洛阳井中重获玉玺，引发袁绍、袁术兄弟争夺，最终玉玺经曹操、曹丕、司马炎之手，完成从汉到魏晋的权力交接。
十六国时期，玉玺成为北方游牧政权争夺的“天命凭证”。前赵刘聪、后赵石勒、冉闵等政权先后掌控玉玺，甚至出现“三方各执一玺”的乱象。北魏太武帝灭佛时，竟在邺城佛像中发现两枚玉玺，其中一枚与史书记载的“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形制吻合，暗示玉玺可能因战乱被藏匿于宗教场所。隋唐时期，玉玺虽仍为皇权象征，但其真实性已遭质疑——隋文帝杨坚将南朝玉玺鉴定为真，却将北周“神玺”另作处置，暗示此时已存在真伪混杂的复杂局面。
二、五代乱世：玉玺消亡的终极舞台
传国玉玺的最终消亡，与五代十国的动荡格局密不可分。后唐末帝李从珂的覆灭，成为玉玺命运的转折点。公元936年，石敬瑭引契丹军攻破洛阳，李从珂怀抱玉玺登玄武楼自焚，烈焰中玉玺与后唐政权一同化为灰烬。这一事件被《旧五代史》《资治通鉴》等正史明确记载，成为玉玺最后一次可信的现身记录。
此后，历代王朝虽仍执着于寻找玉玺，却始终未能获得确证。北宋建立后，曾有农民声称在洛阳废墟中发现玉玺，但宋徽宗鉴定时已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元朝时期，有传言称元顺帝北逃时携带玉玺，但明太祖朱元璋北伐时仅获“制诰之宝”等御玺，未见传国玉玺踪影。至乾隆年间，清宫藏有大量御玺，乾隆皇帝亲自鉴定后断言所谓“传国玉玺”均为赝品，并下令撤去宫中相关陈列，从官方层面宣告了真玉玺的消亡。
三、消亡背后的深层逻辑：权力符号的迭代与重构
传国玉玺的最终消失，本质上是皇权象征体系演变的必然结果。从秦汉“天命玉玺”到隋唐“传国神玺”，再到宋元“御宝制度”，皇权合法性的证明方式逐渐从单一信物转向制度化体系。北宋建立后，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削弱武将权力，强化文官集团，其正统性更多依赖于“黄袍加身”的政治叙事与科举制度的完善，而非传国玉玺的实物支撑。
同时，玉玺的消亡也与材料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秦汉时期，和氏璧作为“天下共传之宝”，其稀缺性与工艺价值使其成为天命象征。但随着唐代金银器制作技术的成熟，以及宋代瓷器艺术的崛起，玉器的神圣性逐渐被世俗化审美取代。至明清时期，御玺材质已扩展至翡翠、田黄等名贵石料，传国玉玺的独特性被彻底消解。